近日，由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简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姚东旻与中心博士生高洋、熊国豪共同撰写的《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定位》在我校A类学术期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6年第5期刊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自项目立项以来，中心师生立足中国特色制度情境，围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的理论逻辑、制度安排与实践路径展开持续研究，聚焦宏观经济治理领域的前沿问题，逐步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目前系列研究成果如下（点击标题查看详情）
[1]姚东旻、高洋、熊国豪：《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制度设计与理念选择》载于《国际金融研究》2026年第6期。
[2]姚东旻、徐雅菁、徐璨：《现代应急财政体系构建:核心概念与实现路径》载于《宏观质量研究》2026年第3期。
[3]姚东旻、熊国豪、高洋：《扩张性财政支出如何提振居民消费》载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6年第7期。
[4]姚东旻、徐雅菁：《政府债务的本质——两种财政观对比与我国政策理念的选择》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6年第4期。
[5]姚东旻、熊国豪、崔孟奇：《西方财政可持续性理论的基本逻辑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不适配性》载于《地方财政研究》2026年第7期。
[6]姚东旻、熊国豪、韩宁：《财政可持续性理论再审视：隐含假设与中国情境分析》载于《财政研究》2026年第10期。
[7]姚东旻、高洋、熊国豪：《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定位》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6年第5期。
【持续更新】
【内容摘要】
货币管理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核心领域，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环节。文章认为，货币创造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中央银行，财政、商业银行和实体部门共同构成了货币创造的多元主体。然而，当前货币管理实践仍受到传统外生货币理论与“货币乘数”分析框架的影响，相关学术研究与政策讨论大多聚焦于中央银行，财政在货币管理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与系统阐释。在理论层面，文章基于信用货币理论、内生货币理论与铸币税理论，从货币本质、货币创造机制及其财政属性等维度，系统论证了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现实层面，文章考察了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货币管理中强化财政职能的实践趋势，梳理了我国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历史演进及其制度特征。针对当前我国货币管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文章从强化货币管理的系统性认知、明确信贷资源的公共属性以及理性评估通胀风险来源等方面，明确了财政在货币管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理论基础】
信用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的普遍接受不仅依赖法定地位，更以国家征税权、履约能力和财政信用为基础。因此，财政并非游离于货币体系之外的政策部门，而是主权信用货币发行和稳定运行的重要信用基础。
内生货币理论：货币创造主要由信贷需求驱动，而非准备金供给驱动，经典的多重存款扩张和货币乘数逻辑在现代银行体系中可能已不再完全适用，国家财政的收支活动构成了货币在经济中循环流转的核心机制。特别是在总需求不足和货币政策传导受阻时，财政可以通过公共投资、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带动有效需求，使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真正进入生产、投资和消费环节。
铸币税理论：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能够显性且直接转化为财政收入的铸币税形式，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利润。这一特征表明，货币发行及其收益分配并非单纯的技术性货币政策问题，而是内在地关联着财政职能履行与公共资源配置。
【我国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主要通过预算拨款、增拨银行信贷资金和行政计划直接影响货币发行与流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财政的参与方式由直接主导转向通过国债发行、国库管理和金融中介间接引导货币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市场化、制度化特征更加明显，政府债成为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质押品或抵押品，国库集中收付和国库现金管理制度不断健全，财政收支与银行体系流动性调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财政参与货币管理的国际趋势】
国际趋势一：国债在货币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提升。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国债在基础货币投放、流动性调控和利率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国际趋势二：财政对信贷资源的配置与引导功能日益凸显。各国财政部门还通过资本注入、贷款担保和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重点领域信贷供给。
国际趋势三：财政政策日益成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政府债务规模、财政支出节奏和国债收益率变化日益成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管理市场预期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考量。
【财政在货币管理中的功能定位】
功能定位一：财政是实施内生货币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的重要主体。针对货币供给内生化现状，仅依靠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难以精准影响商业银行信贷决策和资金流向。财政具有覆盖多层级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政策网络，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和债务融资直接创造需求、引导资金配置。此外，应适当提高国债在基础货币投放和中央银行资产结构中的作用，探索建立以国债为重要支撑的主权信用货币发行模式。
功能定位二：加强财政对信贷资源配置的约束引导。信贷资源具有公共属性，财政部门应履行好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通过绩效评价、风险容忍机制、财政贴息和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方式，加强对国有金融机构信贷配置的引导，推动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普惠金融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功能定位三：财政政策是提振内需的有力工具。通胀的本质并非源于货币数量本身，财政参与货币管理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关键在于货币投放能否与实体经济的产出能力相匹配。在总需求偏弱时，财政支出可以直接形成公共需求、改善市场预期并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推动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转化为实体产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引起通胀，反而能推动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
撰稿：高洋、熊国豪
审核：王麒植
责编：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