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海涛教授撰写的文章《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财政理论》于《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第2卷第3期刊发。《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是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定位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领域的高端学术期刊，旨在发表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行为激励研究等领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倡导将政府行为和激励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向国际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
【导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在长期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制度安排。这些实践经验需要进一步系统总结并加以理论提炼，形成能够解释中国财政实践、指导未来财政改革与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赋予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定位。在这一背景下，构建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服务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价值。
【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长期探索与理论积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财政理论探索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的性质与功能展开。早期借鉴苏联理论的货币关系论认为，财政是国家为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共同需要，通过有计划的组织形成的一种货币分配关系。此后逐渐形成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对社会产品进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财政理论接续转型。改革开放初期，何振一等学者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将财政研究重点转向公共需求保障。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公共财政理论推动财政职能重塑，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制度，财政运行逻辑由“以国家之财办国家之事”转向“以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支出结构、管理目标与治理方式均发生深刻转变。
新时代以来，财政理论建设进一步突破传统分析框架，将财政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体系之中，形成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公共风险财政理论等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并在政府间财政关系、现代预算、财政金融协同等领域形成一系列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理论总结，为构建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西方财政理论的借鉴价值与局限性】
西方财政理论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制度结构，为现代财政学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但其背景主要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与政府治理模式，直接用于解释中国财政实践时存在制度适配性局限。
就财政职能而言，西方理论以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依据，以马斯格雷夫提出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三大职能为代表，将财政视为市场机制的补充性安排。这一框架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介入逻辑基于“市场失灵”而非“国家发展目标”，中国财政运行并非“市场失灵—政府纠正”的线性框架，而是在国家发展目标引导下推动长期发展；二是对功能边界的理解存在差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使中国财政承担更广泛的治理功能，形成“大财政”治理模式。
就政府间财政关系而言，西方财政联邦主义主张以地方政府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如“用脚投票”理论。而中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地方财政权力源于中央授权，央地关系具有鲜明的纵向治理特征；财政制度的核心目标并非地方竞争效率最大化，而是通过中央统筹、转移支付与区域协调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立足更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扎根中国本土财政实践，提炼原创理论概念。新中国七十余年财税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到利改税、拨改贷，再到 “四大综合平衡” 理论、积极财政政策、民生财政、超长期特别国债、对口横向转移支付等制度安排，均难以完全被西方教科书理论解释。将这些实践经验提炼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理论概念，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把握财政学学科的独有特质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共性。中国财政学具有三大独有核心特质：一是政治属性，财政学本质上是政治性与经济性有机统一的学科，内在要求以政领财、以财辅政；二是多学科交叉属性，财税法、财政社会学、财政政治学、行为财政学等交叉方向应运而生；三是根植中华传统理财文化，儒家“民贵君轻”、法家 “重农固本”、墨家 “节用利民”、道家“轻徭薄赋”等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理论启示。同时，财政学作为实证、循证的应用学科，须依托客观经济事实与制度实践揭示财政运行的内在规律，并遵循公共物品供给、资源配置效率、宏观经济稳定等基本经济规律，在吸收通用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制度特征完成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三，依托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税制改革的顶层定位实现重大突破，改革目标明确表述为“建立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实现了从“就税论税”到“以税促治”的理念跃升。面向未来，财税改革需围绕共同富裕完善收入分配税收调节机制，围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转移支付与对口支援机制，围绕绿色低碳发展健全资源环境税费体系与生态补偿机制，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国际税收协调与跨境税源监管制度。在此进程中，自主理论为制度改革提供学理支撑，制度改革为理论创新提供实践检验，最终依托财政现代化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锚定新时代方位，主动回应中国财政重大现实命题。当前财政理论研究须主动对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围绕五大命题展开理论建构：一是全口径财政资源统筹改革，完善四本预算统筹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财政资源统筹配置机制；二是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建立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三是适配数字经济的现代税制体系建设，完善数字税、绿色税收、财产调节税收等配套制度，推动财政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四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机制创新，优化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节奏，完善财政贴息、风险补偿与政策性金融工具联动机制；五是中长期预算与国家发展规划深度衔接，推行五年中长期预算制度，实行跨周期财政平衡，系统化解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风险。
撰稿：熊国豪
审核：姚东旻、王麒植
责编：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