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海涛教授接受《中国金融家杂志》李丹记者采访。采访内容如下：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具有扩大总需求和定向调结构的双重优势，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海涛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何深意？“更加积极”又将如何发力？对此，《中国金融家》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他长期研究财政理论与政策、财税管理，对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政策实施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他告诉记者，“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上述要求，核心在于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让有限的资源精准流向新质生产力和民生保障领域。”
《中国金融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在您看来，存量与增量政策具体应如何形成合力？
马海涛：本次会议明确提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一表述深刻体现了以系统思维深化财政科学管理、筑牢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量。
第一，存量政策重在“科学管理”，夯实财政可持续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这要求对既有支出基数进行严格审查。会议特别指出要“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坚决避免资金沉淀和低效损耗。另一方面，要全面盘活存量。通过优化“两新”政策实施、“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将腾挪出的宝贵财政资金用于急需领域，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第二，增量政策重在精准补短，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新增的财政资金将重点流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卡脖子”领域，以及能够解除居民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的民生领域。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在补齐发展短板的同时，积极培育高质量的新税源，以增强财政自身造血能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融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海涛：本次会议明确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基调与2025年保持一致，既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更是基于当前经济运行突出矛盾与财政实际状况的准确回应，尤其在相关表述上是积极且务实的。
首先，会议要求“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必要”一词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说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设定不再是僵化地受限于某一比率，而是要服务于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了财政政策的功能性本质。
其次，会议高度聚焦于高质量发展下的风险防范。一是对隐性债务进行严格把控。会议要求“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特别是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与“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这是严肃财经纪律、守牢底线的关键。二是债务管理更加公开透明。会议提出“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同时“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说明对于合规、透明、用于优质资产建设的债务，无论是限额内的、自审自发的，还是公开发行的，都将给予充足的支持额度。
《中国金融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结合当前产业发展需求，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应如何精准对接新质生产力、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马海涛：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要求，核心在于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让有限的资源精准流向新质生产力和民生保障领域。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应通过结构性调整激发创新活力并惠及民生。一是精准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税收政策应重点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倾斜。通过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特别是针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切实缓解企业在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阶段的现金流压力。二是强化民生保障的普惠性。通过延续和优化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税费减免，稳住就业的主力军。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大病医疗和老人赡养方面的实际支出，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在财政补贴政策方面，应通过支出结构优化提升资金的使用效能。一是引导产业绿色化、科技化转型。财政补贴应从过去的补贴生产环节转向补贴研发和应用环节。通过贷款贴息、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原始创新领域。二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在养老、托育等急需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放运营补贴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增加高质量服务供给。
《中国金融家》：结合当前消费与投资形势，扩大内需应从哪些方面发力？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提振消费？
马海涛：当前，我国正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战略依托，将“扩大内需”作为宏观调控的战略基点，财政政策必须深刻转变思路，从传统的短期刺激向长期、系统、精准的结构性优化转型。
在投资领域，应优化资金投放结构，以有效投资补短板、促消费。一是加大对民生基础设施的投资。财政资金应向教育、医疗、养老及托育等关键领域倾斜，通过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和基层服务设施，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这类投资既能直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又能改善消费环境，为居民消费扩容提供基础条件。二是加快消费新业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推动传统商业设施向数字化、体验型空间转型，满足居民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联动。
在提振消费方面，应多措并举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与信心。一是完善收入保障与就业支持机制。财政应优先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多孩家庭等重点人群，通过健全转移支付体系，直接提升其可支配收入。同时，加大就业补助资金投入，通过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稳住就业基本盘，从源头上夯实消费的基础。二是优化税制结构以减轻家庭负担。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压力。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促使地方政府更有动力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回流与升级。
《中国金融家》：“十五五”时期如何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您有何建议？
马海涛：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战略性、基础性等重点领域支出仍保持刚性增长。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一是转变政策理念，明确政府债务的功能定位。政府债务对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政府债券凭借其安全性高、市场认同度高、流动性强的特征，已成为金融机构偏好的优质资产。二是优化央地债务结构，通过发行国债来置换地方债。我国国债占债券市场的份额较低，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通过发行国债置换地方债，可以帮助地方减轻偿债压力，获得更多财力用于保民生、促发展，扩大有效投资。
深化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当减轻基层财政负担。一是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201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已在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等领域进行事权划分改革，但仍然存在共同事权占比高、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等问题，地方政府仍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二是充分发挥省级财政的统筹调度效能，筑牢基层“三保”底线。当前基层财政面临支出压力大、可用财力有限的突出矛盾，省级政府应依托自身在财政与预算资源统筹调度方面的优势，建立健全“三保”支出动态监测预警体系，确保资金优先足额保障到位，切实发挥省级财政的兜底保障作用。
健全地方税体系，多措并举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一是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明确下放路径应遵循“法定授权”原则，划定地方在特定税种上的税率调整幅度、税收优惠权限等。二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建议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统一税基、简化税率。三是研究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将数据要素作为征税对象纳入现行税制体系，完善适配数字经济的税法规则。
作者系《中国金融家》记者李丹
转载于公众号中国金融家杂志——《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发力？——访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作者隗晨阳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家》2026年第1-2期
审核：王麒植
责编：张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