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白彦锋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通过的关于向跨国公司征收最低15%企业所得税的协议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各地灵活布局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之间逐渐形成了有害税收竞争的局面，甚至陷入税率竞争上“一站到底”（race to the bottom）的困局。白彦锋教授认为，企业税负高低的决定因素不仅涉及税率的高低，税收只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跨国公司，对各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竞争更是洞若观火，对其“雷声大、雨点小、落实难”的本质早已心知肚明。所以白彦锋教授认为，类似七国集团财长声明或者协议，最多只是倡议性的“软法”。相对比之下，我国在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都拥有制度优势，在“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同样可以做到“行胜于言”，我国正在形成的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和经济实力，也能保证我国在吸引国际资本等问题上占得先机。全文内容如下：

全球最低税：美好前景还是画饼充饥？

我国在政策制定和政 策执行上都拥有制度优势，在“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同样可以做到“行胜于言”；而我国正在形成的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和经济实力，也能保证我国在吸引国际资本等问题上占得先机。

全球最低税：并非一个新话题

2021年6月5日，七国集团财长伦敦会议通过了关于向跨国公司征收最低15%企业所得税的协议。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跨国公司的业务开始遍及全球，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开始通过转让定价等多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向国际避税地转移利润，使得其业务开展的所在地国家的政府为了有效课税问题叫苦不迭、伤透了脑筋。道理很简单，各国政府都有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压力。因此，面对可以在全球各地灵活布局、辗转腾挪的跨国公司，不仅没有底气对其足额征税，反过来甚至还要频频抛出橄榄枝、纷纷向其示好，于是就出现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有害税收竞争，甚至在税率竞争上“一站到底”（race to the bottom）的困局。

于是，针对这一问题，早在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就曾提出过“全球最低税”的类似设想。到了2021年4月，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面对特朗普减税留下的财政烂摊子，他们一方面想尽快缓解美国财政“紧平衡”的压力、将高企的财政赤字率降下来，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加强对跨国公司的课税多筹集一些财政收入，以满足其基建计划和恢复经济的巨额开支。而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在课税方面也担心国际资本闻风而逃。为此，美国想出了在本国加税之前先通过全球最低税的“树篱笆”的“探测气球”投石问路。

企业税负高低：税率只是众多关键因素当中的一个

事实上，企业税负高低的决定因素不仅涉及税率的高低，还包括税基的多寡。然而，由于税率简单直观，而税基的专业性更强，普通大众很难理解，于是大家纷纷选择了在税率的几个百分点上做表面文章

众所周知，税收只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他们更多还要考虑市场潜力、用工成本、营商环境等其他多方面因素。而就税收而言，企业所得税在很多国家都是小税种。例如，在美国的联邦税收当中，其企业所得税只占5%左右。而与中国“一竿子插到底”的企业所得税相比，美国州和地方还会有企业所得税。如果将美国州和地方所得税考虑进来，美国整体的企业所得税率还会比中国法定税率的25%高出不少。

同时，很多大型企业还会考虑个人所得税。因为，与中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不同，分权严重的美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开征增值税，只能靠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种来筹集收入。而个人所得税与企业高管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总体来看，七国集团等国家和组织之所以愿意拿企业所得税税率来“说事”，很多时候是因为其实质意义不大、但风向标的意义很大，不管对于本国政府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可以大说特说的事。至于跨国公司，对此更是洞若观火，对其“雷声大、雨点小、落实难”的本质早已心知肚明。

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制度优势可以确保我国在“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占得先机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尽管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重重阻挠和疫情的干扰，全球化水平事实上仍然在不断提高和深化。单个主权国家有效课税的难度在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都希望能更多借助G7，乃至G20等国际场合在形成对跨国公司有效课税的“国际合力”。然而，面对流动性极强的国际资本，国际税收“联盟”很多时候又非常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有些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真正采取实质性措施时不得不瞻前顾后、投鼠忌器。

总之，类似七国集团财长声明或者协议，最多只是倡议性的“软法”。这些“软法”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通过主权国家立法的“硬法”。然而，美国国内党争不断，民主党增税性质的“全球最低税”在其国内的立法程序上前途未卜；而欧盟作为超国家的组织，其内部的政策协调则需要兼顾德法等大经济体，乃至爱尔兰、卢森堡等小国的不同利益。反倒是我国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都拥有制度优势，在“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同样可以做到“行胜于言”；而我国正在形成的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和经济实力，也能保证我国在吸引国际资本等问题上占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