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上午，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学术会堂702成功举办龙马奋进·校庆70周年学术系列讲座“反思货币银行与信贷市场——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构”。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有贵教授做客中央财经大学，从经济物理学的独特视角，与到场师生分享了他的研究团队对宏观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基本理论所进行的重构。

王有贵教授首先提出，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引起全球许多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产生质疑，他们认为，根植于80多年前凯恩斯所创建的理论体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现代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王有贵教授介绍了诸如世界经济学会（WEA）、非平衡社会科学（NESS）小组等“对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组织以及全球部分知名高校中反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个人或机构。王教授认为，这些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组织针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的确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质疑，并从这些基本假设的对立面提出新的假设以构建“新经济学”理论。典型的例子包括：（1）将理性人假设变更为有限理性假设，（2）将均衡变更为非均衡，（3）将静态分析变更为演化视角等。然而，王教授认为，这些对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质疑虽然正确，但修正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将原假设调整为对立面的新假设只不过就像“从山阳走向山阴”，无非还是在同一个“山头”上。也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最终还是站在了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圈子内，无法彻底打破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局限性。因此，王教授认为，要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学”，需要跳出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重新构造一个理论体系。

王教授从主流经济学存在的一些基本“错误”入手构建新体系。这些“错误”包括（1）货币中性，（2）银行仅为金融中介，（3）借贷源自储蓄，（4）货币创造基于基础货币，（5）可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储户存款，（5）银行监管使得银行体系更具抗逆性（resilience），（7）政府支出的两个筹资渠道是等价的。针对这些“错误”，王教授提出，新的宏观经济学体系需要从以下四个视角出发（1）关注金融部门的角色并将其整合至实体经济的运行中，也就是要凸显信用和银行的特殊地位。（2）要把时间从“逻辑上的时间”变更为历史视角的时间，即考虑跨时选择问题，如此才能同时检验经济过程和物理过程。（3）遵循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逆转宏观与微观两者的因果性关系。（4）为宏观经济学找寻新的微观基础。

基于这样的四个新视角，王教授结合物理学和系统思维对宏观经济学进行了重构。重构的微观基础在于金融，而金融的三个核心要素则可以被归纳为“3-tion”，即Creation，Circulation和Transaction。Creation解释了货币的来源，即货币是创造出来的；Circulation则解释了GDP的形成，因为GDP来源于流通；而Transaction则解释了金融市场和可贷资金。上述三个要素（也叫三个过程）本身也存在内在的关联，借贷本身及其存量连接了信用创造（creation）和市场；借贷的费用和收入连接了市场和信用流通（circulation）；而流通和创造两者之间依靠信用扩张、资金循环、债务循环等方式。Creation和Circulation是物理过程，而Transaction则是基于供给与需求。主流经济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忽略Creation这个存量背后的动力学。在这三个要素的基础上，王教授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三类均衡，即存量均衡，流量均衡和价格均衡，只有三个均衡均成立时，整个经济才达到均衡。

基于上述基本框架，王教授提出了重构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1）使用社会财务会计的方法（social financial accounting methods）和（2）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Stock-Flow consistent modelling）。前者关注金融主体的资金流和资产负债表，后者关注存量和流量间的关系。根据这两个方法论，必然可以对商业银行的运行模式列出两个公式（不考虑中央银行）：R+L=D+E,即银行的储备金与贷款之和等于储户存款与自有资本之和。储备金和自有资本是存量，贷款和储户存款是流量，因此有△L=△D。王教授认为，这两个公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说明整个新框架。

王教授继续对金融的重要意义进行阐释，并提出，尽管Mishkin的教材已经是目前最好的金融学教材，但依然没有回答下列问题：（1）货币来自哪里？（2）银行体系是如何运作的？（3）银行是如何创造信用的？（4）利率是如何被决定的？（5）货币和债务是如何影响总产出的？王教授在传统的循环流量图的基础上提出银行其实存在两个循环，即储户和银行间的存取循环和借款人和银行间的借还循环（见下图）。

按照这样的两个循环，不难看出，银行创造信用的过程在于借还循环，因此，银行的放贷并不需要主要依赖存取循环。回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在放贷和收回贷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扩表和缩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性用。这一过程也因此解释了货币的创造过程。在此框架下，货币不再是靠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创造的，货币乘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计算结果的体现。

说明了货币的创造过程后，王教授进一步解释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王教授认为，货币当局的管制明确了一个信用基础（例如储备金，高流动性资产）和一个信用放大的机制，这二者就是货币创造的能力。最大的货币供给量因而也取决于具体的政策。由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扩表缩表来创造货币，因此中央银行实际上也丧失了货币供给的控制力。同时，信用的扩张带来了经济增长，公债和基础货币都可以刺激信用扩张，然而二者对于利率的作用是相反的。所以收税和发债的效应是不同的，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可能会大到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导致GDP减少。而公债的效果相对较好，公债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当利率极低时，金融体系会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发债可以提高利率。

最后，王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并指出：（1）货币在银行出借资金时被创造，收到还款时被消灭。（2）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由信用基础和信用放大来确定。（3）不同的银行管制政策影响信用基础和信用放大系数，进而决定货币乘数。（4）信用创造能力受到最严格的那一条管制政策约束。讲座结束后，王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交流。王教授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给参加讲座的师生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