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简称“中心”）姚东旻副教授、博士生陈翊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政府罗勇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许艺煊（中心2019届硕士毕业生）共同撰写的论文《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来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新因果证据》被财政学权威期刊《财政研究》录用刊发（2021年第2期，封面文章）。

一直以来，学术界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争论不断。争论的背后，蕴含着经济学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有效性和影响边界的迷思。这一迷思应用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出拳”的现实实践中，就自然地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这需要我们从学理上厘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本文以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作为研究窗口，在明确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外生化的前提下，分别使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和回归控制法（Regression Control Method）来克服遗漏变量偏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和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来克服双向因果，系统检验了财政支出、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的震后变动方向和相互作用方向。

研究发现：第一，就震后财政支出、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的震后变动方向来看，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的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显著增加，而GDP在综合叠加直接损失的负向影响和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正向带动作用之后最终呈现负向变动。第二，就财政支出、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间变动相关性的影响机制而言，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分别显著正向影响了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得银行信贷增加。以上发现综合表明了在中国，首先，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凯恩斯假设”，即财政支出是外生的政策工具，其增加将导致GDP增加。其次，当银行信贷作为外生变量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是明确的：银行信贷扩张显著促进了GDP提高。最后，当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都外生于经济增长时，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增加财政支出能够促进银行信贷扩张。

文章还就潜在的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点估计不显著、模型设定偏误和结论外部有效性较低等问题，分别展开时间与地区的安慰剂检验、回归控制法和甘肃和陕西等多受灾省份的再检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目前学术界无法就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方向达成共识。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研究对三个经济变量关系的估计存在着内生性问题，这些内生混杂因子干扰了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捕捉，最终混淆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一方面，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问题。以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这组关系为例，增加财政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使得财政支出规模得到扩张。另一方面是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的影响，如不同的经济体制、社会环境的变化。该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明确了财政支出、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三个核心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并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变动方向，尝试对三个备受争议的经济学论题做出相对完整的回答；另一方面实证检验了汶川地震及抗震救灾财政支出和信贷优惠对四川等主要受灾省份的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对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发展也有所助益。

从因果关系来看，本文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是有效的宏观调控工具，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二者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还发现财政支出本身并不像部分相关性研究指出的那样，会对银行信贷产生“挤出效应”，二者能够协同配合，形成统一的宏观调控框架。我们应充分利用现有政策框架，通过制度创新来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所具备的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