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阮睿老师以第一作者身份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孙宇辰老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唐悦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聂辉华老师共同撰写的学术论文《资本市场开放能否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沪港通”和年报文本挖掘的分析》被金融学权威期刊《金融研究》（2021年第2期）录用刊发。

2014年11月17日，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沪港通”）开通，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现有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带来的资本市场开放增加了公司私下信息沟通次数，但公开披露的次数没有增加。然而，私下沟通仅仅增加了部分投资者的信息，而对公司公开信息披露行为的作用有限，广大中小投资者难以从中受益。这篇文章把研究视角转向公开信息披露的质量，希望探讨资本市场开放是否能够促进公司提高公开信息披露质量，从而改善公司整体的信息环境。

为此，文章将2014年开通的“沪港通”机制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并利用2010-2019年Ａ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衡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参照已有文献，文章先对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进行清洗和分析，然后计算常用词占比和文本确定程度等可读性指标，用于衡量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文章将Ａ股市场中受到“沪港通”机制影响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其余公司作为控制组，综合运用匹配、双重差分及合成控制等技术，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改善了相关公司的年报文本可读性，使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该结果对于加入公司治理及信息环境控制变量组、考虑“深港通”机制以及采取渐进DID（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等处理方法均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本可读性的改善在盈余操纵水平较高、股价信息含量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这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促使原本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较差的企业努力改善其信息披露质量。

对于已有文献，文章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给定资本市场开放这一外生冲击，文章将研究视角由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数量转向信息披露质量。Yoon（2020）发现“沪港通”机制促进了相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并且对于增加信息披露强度的公司，它们的价格发现速度和流动性都得到了改善。但是，Yoon（2020）仅统计了信息披露的次数，并指出相关企业没有提高公开信息披露频率，而是增加了和主要国外券商的私下访谈次数。这种增加点对点信息披露的行为增加了境外投资者的私人信息，但对整个公开市场信息境的改善有限，产生的正外部性较小。文章的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提升了相关企业的年报文本可读性，企业公开信息披露质量同样得到了改善，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是提升市场整体信息质量的有效途径。

第二，文章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文本可读性指标，从而丰富了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既有文献指出，“沪港通”机制对于资本市场开放前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企业有更积极的作用（钟覃琳和陆正飞，2018；陈运森和黄健峤，2019；连立帅等，2019；李沁洋和许年行，2019）。信息披露质量衡量方法包括操纵性应计绝对值、分析师预测误差、跟踪分析师数量等。这些指标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但因为指标自身定义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受到较多外界因素或模型设定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年报文本的挖掘分析，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一种更为直观而较少依赖于外界因素的度量方法，从而有利于深入理解资本市场开放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第三，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利用“沪港通”开通这一外生事件，文章发现资本市场的开通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公开信息披露质量。在市场整合后，内地受影响企业面临着提升信息质量和治理水平的压力，从而促使它们更主动地向公司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成熟市场企业看齐。文章的实证证据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资本市场开放对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为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篇文章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为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