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中心邀请了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为同学们开展主题为《从“松散关联”视角看中国政府组织形态》的讲座。周老师首先对政府研究方面的现有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说明从松散关联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组织以及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其次从机制与过程、人事流动模式两个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中国政府组织松散关联的组织基础；最后结合自身研究再次解释了从“松散关联”视角研究组织特点和行为的意义。

首先周老师指出，对政府组织形态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已有了丰富了经验和研究成果，从大量文献和研究结论中可以提炼出“政府的形象是相互矛盾的，顶层设计、战略决策的理性模式和基层政府行为模式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个观点，而这恰好与“松散关联”的概念相契合，即“组织内部各种要素，包括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同时也保持各自的所谓独立性和特点”，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所熟悉的大学、企业等案例就是典型的“松散关联”组织形态。同时，“松散关联”又是一个辩证的概念，“松散”与“关联”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即“松散关联”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一是组织中各个层级一定是关联的，但另一方面是松散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二是组织各个层级之间的关联程度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部分和不同的时点上会发生变化。

其次，从机制和过程的视角分析中国政府组织的松散关联状态。一方面，松散关联的组织状态反映在政府组织的内在机制上，包括权力分配、层级结构、运动式治理、政治运行机制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政府的人事流动模式为中国政府组织的松散关联状态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

接着，周老师以中国某省为例，对不同行政层级的人事流动数据进行规范分析。分析发现：（1）层级流动存在二元结构，不同层级流动率不同，其中县级流动最为活跃，省市级的趋势也类似；（2）层级间流动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县级较地级市外来主要领导为多，县与地市级的上下人事流动较横向为多；（3）这种层级行政区域内部人事流动产生高度重叠交融的“社区”，有助于动员资源、传递信息，也有助于社会关系。除此之外，进一步探索对人事流动网络对理解“松散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人事关系网络向上延伸与向下延伸具有有限性，这种上下延伸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松散管理”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松散关联”中的“弱关系”可以用部门间人情往来的频率进行测度。

最后，讲座进入了提问环节，在场师生围绕松散关联和政府治理与周雪光教授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第一，就现场同学提出的松散关联和紧密关联两种形态是否可以在一个组织中转化的问题，周雪光教授引用Weick的观点强调了松散关联和紧密关联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也就是说松散关联和紧密关联作为组织形态的两个方面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两者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实现相互转化以及转化的具体边界是目前的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周雪光教授在讲座上也激励在场的青年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第二，针对同学提出的松散关联与紧密关联适用性的问题，周雪光教授以创新为目标的组织为例，说明了高度一致、高度标准化的紧密关联是不利于创新的，这也正是在很多以创新、以专业为主的组织里面都表现出非常强烈松散关联的原因。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周雪光教授强调不是说松散关联就一定是好的，或者说紧密关联就一定是好的，组织采取松散关联还是紧密关联要与组织目标相适应。

第三，针对松散关联量化的问题，周雪光教授以扬州和泰州政府组织人事流动的统计数据，运用政府间人员流动的轨迹对松散关联进行了量化，该量化结果说明了我国政府制度的设计是导致政府间出现松散关联的直接原因。

第四，针对现代中国松散关联背后的机制，周雪光教授提出，松散关联不是各行其是，而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在这个共享的观念下，人们通过不同的理解去努力实现。关于中国治理的逻辑，周雪光教授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独特性，比如现代和清朝的体制中，都存在主要岗位上的官员每三年进行流动的现象，从这一点出发深度剖析，肯定可以探寻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有所不同的逻辑或机制。

同学们还向周雪光老师请教了很多自己阅读的相关文献方面的困惑，讲座在思维频频碰撞的火花中画下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