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财政学青年论坛”系列讲座的第七讲“Adverse Selection and Inequality”如期进行。本期讲座的主讲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胜豪老师。朱胜豪老师从研究动机、研究结论、文献综述以及模型的构建与求解等方面详细地讲解了这篇文章。

讲座伊始，朱老师首先强调了进行动态研究的原因和重要性。朱老师指出税收在动态环境下的需求研究是国际上关于税收研究的最前沿的方向。同时，朱老师以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收费问题以及美国不平等动态演化等生动形象的例子强调了动态研究的重要性。

接下来，朱老师介绍了这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即想要考察信息摩擦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朱老师以饿了么、美团、抖音以及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为例，解释了效率与利益之间的冲突，并指出平台的盈利与流量之间存在着互替关系。类似地，一个国家要运转，就需要成本，政府就会收税以保证有最起码的税收来源。基于此，朱老师指出，可以帮助社会、政府或者平台设计一个最优的游戏规则，使得利润和效率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随后，朱老师对文章的研究结论进行介绍，通过研究发现，在最优契约下，信息摩擦是导致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原因。具体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在最优契约下，能力的保均值扩散增加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朱老师指出如果我们把人的能力的分布做一个保均展型，会发现整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上升的。二是在最优契约下，具有技术偏向性的技术变革增加了收入分配差距。朱老师解释说，计算机的使用可以作为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的一个解释，在70年代之前，大学学习的知识并未比高中增加很多，而70年代以后从高中进入大学，知识的梯度陡然上升，大学里面学到了更多、更有用的东西，所以使得上过大学的人比没上过大学的人的工资上升更快，收入差距拉大，那么在最优合约下也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是正确的。三是社会文化规范的变化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朱老师强调，有的国家（如菲律宾等）能容忍人跟人之间的地位差异，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就比菲律宾小得很多。总体来看，我们要通过税制的设计，尽量避免因信息摩擦产生效率损失。

接下来朱老师通过对一些文献的研究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原因。第一个是配对机制，即强强联合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朱老师以国际贸易为例，OECD国家内部的贸易量要比OECD国家与非洲之间的贸易量大得多。或者说能力高的人都是在大公司工作，比如大概率来说，华为、阿里巴巴每年招收的人都具有高学历，所以平台跟个人之间存在 complimentary effect或者称为matching effect，再或者在婚恋经济学中，学历高的男士和学历高的女士结合，使得婚后家庭收入比一般的家庭高出一倍以上，所以强强联合使得智商分布拉大，进而使得收入分配拉大。第二个是Heckman（1990）提出的，他举了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假设算术和语文是两个不同的能力，每个人生下来都会能学会算数，也能学会语文，但作家能把语文能力最好的发挥出来，数学家或工程师能把算术能力发挥最好，在这一个过程中，个人把长处展现出来，把短处掩盖下去，故形成一个右偏的能力分布。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即把个人优势展现出来，会把智商差异放大成收入分配差异，因为智商分布属于正态分布，收入分布往往是右偏分布的，收入的分散程度远远比智商的分散程度大。所以当涉及收入分配时，通常只用中位数不用均值，因为用均值是没有意义的。第三个是效率工资理论，工资有诱导人工作努力的效果，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劳动者之间工资合约有很大差异，因此高工资放大了社会不平等。第四个是Piketty and Saez (2003)提出的，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越高，社会就越不平等。

最后，朱老师从模型的构建和求解具体讲述，分别对穷人和1%的富人建立模型，此外又对穷人从高智商和低智商角度分别建立模型，随后详细地展示了求解的方法和过程。

朱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同学们受益匪浅。中心李慧青老师表达对朱老师的感谢，并指出在朱老师讲解的模型背后，都有现实生活中非常鲜活的例子来支撑，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随后李老师引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的一句话：驱动人类行动的最根本的驱动力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宗教的。并指出这句话现在从经济学研究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尤其是宏观经济领域过多地关注数理模型的构建，并且用冰冷的数学模型去试图刻画真实的人类生活。有时候数学模型看着让人觉得眼花缭乱，但是却忽略了人文关怀，比如它对现实生活的一些启示到底在哪里？朱老师的这篇研究最大的意义是把严谨的数学模型和真实的人文关怀结合到一起，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