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财政科学》编委李俊生教授参加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科学》编辑部主办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专题研讨会。会上李俊生教授就新时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使命这个主题进行了发言，以下为发言内容：
 
李俊生：新时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我想结合我们财政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来谈谈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除了散见各处的有关财政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描述以外，还集中用了78个字专门阐述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方向性问题，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内涵丰富。实际上，十九大报告讲的新时期我们国家经济、社会、人文方方面面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财政，因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我国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还极为繁重，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财政改革与体制、机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依然很多，特别是在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前提下，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一名财政理论工作者和财政学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为我国在这个新时代的财政改革与发展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与智慧。所以，我想从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这个角度谈谈学习体会。
一、新时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两个时代，现在进入了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这么一个“强起来”的新时代。报告中还用了专用的一个词汇来讲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主要矛盾，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跨越，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过去，我国长期面临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与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好像表现为产能过剩，即现在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了，而是过剩了，我们开始进入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稳定的过程。总书记在报告中对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财政理论工作者和财政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依然是要为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服务、为人民的福祉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为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财政理论和财政体制与制度服务。
二、新时代财政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如上所述，进入新时期，我们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建设强大的中国，使我们民族更强大，在世界民族之林发挥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应有的作用。为此，我国不仅要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硬实力”，而且也需要进一步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作为财政理论和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主战场应当是在国家“软实力”建设领域，我们的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构建立足中国实践的，能够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中国的财政理论。为了完成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想我们至少肩负了两个方面的责任。

第一个责任就是为我们国家的财政治理能力建设，为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这些年我国财政理论建设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很少立足中国的实践构建适应我国需要的财政理论，比如我们没有认真地梳理我们政府、包括财政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职能是否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没有认认真真做过这方面研究思考。所以，当政府及其财政部门感觉到工作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没有理论去支撑。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财政学就是为财政部服务的，如果这样理解就是狭隘的。政府财政是为国家治理服务的，财政部门也是为国家治理服务的，财政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财政理论工作者没有科学、客观地解释财政行为规律，没有科学、客观地为政府财政职能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我们财政理论在立足中国财政与社会发展实践方面做得不够的地方，就是我国财政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我们财政理论对实践支撑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很多，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例子，比如这几年我们往往感到财政改革的实践大大超前于我们的理论，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能够对现实给予令人信服的描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这就是我们财政理论工作者自身有问题，是理论建设跟不上国家发展的需要的重要表现。我最近在财政基础理论领域做一些努力，立足于我们中国的实践，针对我们中国的需要构建科学的、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财政理论。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是全盘引进了西方的财政理论，尽管我们不能否定这个理论对我们经济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体上看，西方的、以英美财政理论为代表的主流财政学理论是建立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实践基础上，难以解释我国的财政实践，更不用说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学可信的理论依据了。我国现行的主流财政理论实际上是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40年代就由我国财政学先辈从西方引进来了，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由于经历了内战，经历了朝鲜战争，经历了一系列波折，没有能很好地梳理、消化、研究这样一些理论。现在我们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一个能力建设的时期，我觉得在这个时期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来梳理我们的理论，为我们国家的国家治理提供我们理论的支撑。这是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的第一个责任。

第二个责任就是我们财政理论界应该为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增强贡献我们的智慧。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向全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是我们“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比如讲财政的故事，现在我们还用西方的财政学范式讲我国自己的财政故事，包括大学教科书中还在套用英美的财政理论范式讲财政联邦主义，讲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这个理论范式显然是不适应我们中国的需要的。这样讲中国财政的故事是讲不好的。所以，我们财政理论界有责任构建我们自己的范式，讲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增强我们中国的软实力，我们财政理论界其实是责任重大的。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分析中国财政的现实、讲中国的故事，所采用的却不是基于中国的财政实践建立的理论，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们有国家分配论这样一个理论，但是国家分配论由于其本身存在缺陷，很难讲好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故事。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再证明，财政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引导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向上、向前的重要的关键环节。最开始是在城市，80年代初我国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解放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模式引向城市，解放城市区域生产力。因此，我们当时就有了“包”字进城。所谓的“包”字进城就是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套方法应用到城市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而这个“包”字进城实际上就是从财政改革开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过去我们的财政叫“建设财政”，这个“建设财政”怎么解释？我们财政运行模式是企业所有的收入都要上交财政，企业所有的支出（包括更新改造的支出）都由我们政府财政来安排，这是最初我们财政的状态。我们要改革这种财政运行模式，改革这种预算模式，改革这种支出模式，改革这种收入模式，比如利改税就是从财政开始。从财政改革开始还有一点就是政府财政其实是切出了一大块资源给非政府部门，从而来拉动市场经济、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改革走到了尽头，两个比重严重失衡。所以，才有了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之后财政又恢复了元气，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我们又开始拉动国家的经济向前、向上发展。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怎么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总书记讲精准扶贫，我看各行各业都讲精准扶贫，但是真正能够在精准扶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是政府财政，银行做不到，因为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在精准扶贫中让它发挥主力军的作用，那有可能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四大专业银行的回头路了。所以，我们中国这些发展的历程就是个很好的故事，如何把这个故事向全世界说清楚，这其实也是梳理我们自己的思路。

要想说清这些故事必须有一个说故事的模板。有的小说家喜欢先预测好结果，这是一种模板；有的小说家愿意凭感情用事写，写到什么程度就写成什么样，但收不住笔了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构建一下这个小说，这也是一种范式。财政理论用什么范式讲中国的故事，让全球相信我们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相信我们这个故事是有感召力的，相信我们这个故事对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模板，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