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成功举办了“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暨“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谈及构建财政体系的重要性与完善财政政策理论的迫切性，并针对财政科学体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发言内容的整理，文字未经讲演者审定）

构建财政科学体系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30多年中，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经济学，特别是金融学科，财政学科的发展进步相对缓慢。有两个突出的标志可以作为佐证：一个是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财政学的门槛相对偏低；另一个是改革方案的设计，受各方面因素制约，有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并不那么专业。例如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时，作为财政学科的学者往往不敢往更宽的视野上延伸，而其他人在论证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时，不小心踏入财政学科的领域，则在很多细节上显得不够专业。

由此，我们感觉到财政学是一门科学，而不仅是一种政策安排、指导思想，或者一种理念或某方面的战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财政学，我们需要精通财政分析的行业里手，而不是漫谈者。

重要之处是我们如何把财政学当做一门科学，把它当做一门科学体系建设。“新市场财政学”体系的提出，是我们打破之前格局，让财政学科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重要里程碑，为此我深感振奋。

完善财政政策理论的迫切性

第二点让我感到振奋的是，今天也标志着中国财政学科实现了与时俱进。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变化，在实践面前理论研究显得过于苍白。例如宏观调控的实践，理论上今年1月以来的财政政策实践应该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新的旗帜或者导向进行安排。然而现实中的政策措施，说是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或者基于管理的财政政策也未尝不可。再例如最近提出的减税也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就目前的操作方式而言，它和凯恩斯需求管理条件下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立足于需求侧调节的减税方式并没有差别。由此可见，尽管形式变化了，我们的产业政策理论研究并没有跟上，这是一条让我们感觉到不足的地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科学院最近几年一直立足于把财政研究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当中。但是当财政由经济发展范畴变成国家治理范畴，由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伸展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的时候，财政学科自身的建设出现了问题。比如我们是把财政当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要素和基础支柱来打造，可是当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又退回到财政系统内部来筹划财政自身的改革，这说明我们的理论储备不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那么财政如何在理论体系的建设上真正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正如李俊生校长所讲，对于政府的定位得用“参与型政府”的理念去进行新的解释。“新市场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建设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个号角的吹响，指引我们往前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财政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职责，包括学科体系的定位、是否拘泥于经济学科体系，又或着眼于更广、更高层次的学科定位。这些都是我感到振奋的地方。

畅想财政学科体系的发展

财政学科的发展需要有大致的勾画。第一，任何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别是财政学科体系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比如李俊生校长讲的两个概念，社会的共同需要，与它相对应的是社会的公共需要，随着这些理念的提出，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因而不能直接拿过来为我们所用。我们财经院马骏研究员总结过中国财政学的理论源泉，分别是前苏联的财政学和欧美财政体系。在引入这些财政学理论时还是需要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用中国的传统语言加以改造，否则难以存活，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跟上实践的进程，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发展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如果我们的理论建设跟不上实践的进程，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供给，难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现实、改造现实、指导现实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还得捕捉当前中国和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个和财政学相关的细微变化。

第三，我特别同意李俊生校长所讲的观点，“新市场财政学”的建设，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探索，它是改造性质的，不是重建理论。特别是一些基础的概念，不宜自造新词，财政学科作为一门科学有自身一套约定俗成的构成要素，用以解释财政现实、分析财政现实。用改造而非重建的思维方式来发展财政学，得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纳入我们的研究当中。

         最后一条就是，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李俊生校长提到财政学不是从开始就被经济学化，它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如果不能从中国财政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线索中找到对接之处，财政学的发展也获得不了相应的机遇和足够的空间。

总而言之，当务之急是需要把财政学科的发展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立足于财政学科领域学有所长，在财政学科领域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我们财政学的发展就会拥有无限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