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成功举办了“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暨“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会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书记刘尚希提出要在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共存的社会大背景下，以发展和统一的视角，从基础理论入手，改造传统的财政学。（以下为发言内容的整理，文字未经讲演者审定）

社会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重新改造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近年来财政学界的研究偏向于对策，而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有所忽略。这些对策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要让这个对策真正站得住脚有效果，必须有理论的支撑，有学理的支撑。现在对策研究我看到一般都是出点子的研究，而不是基于一种理论，而是在理论的基础上面形成的一种逻辑自洽的政策主张。这样表现出来的对策研究有点像扶贫，这个观点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不断在变，学界对整个改革以及发展这方面的推动作用起得不足。看起来是非常的热闹，观点很多，文章不少，但是能给政府决策做参考的还是有限。以至于学界和决策者之间出现了背离，应当改变这种状况。
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这个论断以来，学界也开始琢磨财政学的改造和新的财政学的构建。因为实践在发展，而且实践已经是走在我们理论的前面。我们一方面需要做文献的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外到国内，我们要研究已有的这些成果。还有一方面我在研究实践，我们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也就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如果脱离了这一点，理论的研究就可能会脱离现实。
        当前确实也是迫切需要重新构建财政学的时候了，不仅仅是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这个新的论断，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研究任何理论问题必须站位要更高一些，尤其是基础理论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考虑。我们要跟上实践的进程，否则理论的研究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学界自娱自乐，卡拉OK式的游戏，那样的话就没有意义。社会学家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这个表述不仅仅是加了风险两个字，而是说给我们当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呈现出来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内涵、特征、趋势。

构建新的财政学一定要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
        大家看现在全球这些媒体上，用的最多的就是“不确定性”（例如最近的美国的大选），这种不确定性在经济、社会、生态、环保各个领域层出不穷。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大家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一个什么事，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共同体。所以国与国之间离不开，人与人之间也离不开，群体与群体之间也离不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好事，但也有不确定性，因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风险社会的由来。
        当前构建新的财政学，一定要看到这种社会的变化，这是大的背景。同时还要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自然科学的发展很难说有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的思想，科技发明，技术进步改变了人们生活生产方式。还有自然科学所带来的观察研究世界的各种方法，它所形成的世界观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科学。很显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更受人的影响，有很多经济活动、经济现象，实际上更受人的意识观念的支配和影响。美联储的主席为什么不能轻易说话，因为只要他发布，他的观念，他的结论就影响了这个现实的世界，这个现实的世界立马就变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的研究机构他们的预测在一年、半年、几个月，在不断调整，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明年会怎么样，IMF世界银行都在不断调，可能一个季度调一次，这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猜测。
        这就是现实，但是我们脑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确定性观念，确定性的规律，我们去找规律，规律在哪？这个现实世界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的领域，很难真正去找到规律。如果说有规律的话，也是有特定的条件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的规律，也是有特定的条件的，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思考的时候，已经把这些条件抽象掉了，所以规律就是放之四海皆准，跨越时空了，自然科学领域都没有这样的规律。

新的财政学研究要破除对立思维与确定性思维
        研究新的财政学要在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至少要破除两个思维，第一种是对立的思维。这种对立的思维在西方国家不仅体现政府与市场，而且体现在自然与人类，甚至延伸到了社会领域，延伸到了经济学。在经济学里面，总是基于对立的思维在思考问题，对立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视角，不由自主地讨论，所以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讨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正是这种思维的基因，才有助于讨论产业政策有效和无效的问题。但是其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它就像一个大的社会分工一样，在分工的基础上你怎么去合作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不是对立的，是一个字和，再加两个字，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独特的一种思维。作为一个平台也好，作为一个机制也好，它和中国的关系应该是从统一的角度、融合的角度去考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过去是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后贫富差距这么大，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就是一种对立思维形成的一种纠结，那能这样吗？就好比人有两条腿，这两条腿是对立的吗，你是左腿兼顾右腿还是右腿兼顾左腿？那就是跛子了，不健康的表现，因此必须是一体的。
        第二种是要破除确定性思维，确定性思维形成各种五花八门的规律，其实这个现实的世界是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我们一定要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确定性的思维必须调整为不确定性的思维。以往的许多研究都在找一种适用于中国乃至世界环境的一种必然规律，这种必然就是宿命论。其实我们本身也是在冲突，有时候说不相信命运，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经过努力去改变这种不确定性，讲科学的时候又相信确定性，又相信这是必然的，那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在与自己打架。因此这也是需要调整的，现在整个科学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借鉴这些新的东西重新构造我们的财政学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