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市场财政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的一次重构  

                我对刘尚希老师关于新市场财政学的认识中的两个观点（参见《刘尚希：从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角度构建新的财政学》）印象深刻。一个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市场失灵”，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可能更多的是像新兴的量子力学一样是不确定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要结合新的自然科学发展，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财政科学也同样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构建大国财政和国际税收政策要依据“存在”。“存在”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发展。这个“存在”既有它对立的问题，也有跳出来看这个体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提出“新市场财政学“，是因为传统财政学已经无法解释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1929年到2008年中的三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改革是双重结构的调整，从“供给”到“供给侧”改革是改天换地的变化，而“新市场财政学”就是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理念。实际上我们这个理念应该作为一个改革实践的理念，真正理论性的支撑性的理念是我们确定财政学属性的新市场财政学。

        这种理念，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它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将生产方式分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从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种割裂的认知方式，现在可能有一个跃升和重构。“新市场财政学”里最重要的贡献是申明了市场的规定性，它的意思是我们都要在这样一个机制中运作，但是它又将政府作为一个自为存在的战略要素树立在整个市场之中，为政府职能和角色正名并重构市场与政府关系。

        我们知道，制度它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个生产力，但在新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跃升。制度本身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力，把生产关系衔接起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是对立的。我们认为，新市场财政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理论的重构，其实表现在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关系的跃升的时候实现二者的统一。在新市场财政学这里，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重构问题，这种理论创新是一种制度供给，而且是最根本的制度供给，生产关系转换成生产力，意义重大、价值巨大。

二、财政主格论在于发现政府和财政的制度生产力价值  

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问题：在新市场财政学理论中，“市场平台观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这里最重要的是重新发现、重视并建构财政主格的问题。市场这个平台有不同的主体，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它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为什么叫主格？其实就像主体的政治人格，经济体格、社会品格和他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位格一种综合。怎么样构造它，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命题。

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今天，经济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是创新。创新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制度。技术是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把人进行纵向伸展；制度把人横向伸展，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制度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不仅是像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所描述的只具有“索洛剩余”的价值，而是一种乘数，索洛乘数，或者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可以将人心聚集起来、消除交易成本、扩展交易规模的民心乘数。新市场财政学恰恰是着力于制度建构，在根本上为今天的制度重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极大地发挥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新型核心动力作用。新市场财政学理念理论支撑下的供给侧改革理念，其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我们发现了从索洛剩余到索洛乘数，或者是民心乘数的概念。

由此，“新市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可能是新市场财政学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关系重构的基本路径，这是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积极推进，也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给予最好的解释与支撑。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财政主格论如何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理论提供制度设计，实现索洛/民心乘数的制度价值？中国的财政主格的历史逻辑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我们用心解决。

如果把这种理论和结构性改革放在一块，我们就能很好地去理解183决定。“为什么市场是决定性的？政府在解决社会事务和优化环境的各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人类的整个需求是有非常相关的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和“新市场财政学”的理论，诞生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财政主格的成熟型与完整性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表现，从来都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实践角度来讲，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经历了前30年、后30年两个完全风格迥异、价值相反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成功，都有赖于并不断完善着中国的特色性财政主格，保障着并指引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调适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走到一种反映中国社会和文化理性的中庸；我们能够幸运地走向中庸，事实上是我们的文化在支撑着我们的实践，当然，这个在表层就表现为制度，在财政领域就表现为财政主格制度体系。

三、财政主格为新市场财政学理论构建的点睛与塑魂  

总之，我们认为，财政主格论可能是为新市场财政学点上了另外一只眼睛，或者说是在为其塑造更加完整的灵魂。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现代化都是市场交换经济，不管是计划经济也好，还是改革后的经济，市场始终存在。国家无法消灭市场，这是由各阶段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但是市场的决定性和规定性并不反对财政主格的能动性和建构性，至于能不能发现、能不能运用、能不能规范并最终实现这种价值，则有赖于文明底蕴的契合性。这个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会最终得到体现。

作为一个国际税收研究者，我们可以首先尝试这种发展路径。这种思路也确实正在给我们的国际税收改革打开另外一个战略通道。比如在国际税收领域，我们的政策研究对于财政主格构建的必要性在于，西方提出来的国际税收领域的BEPS理论，它实际上只关心主要的中心国家，拘泥于市场的自我演进秩序。但是新兴经济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把危机应对变成一个长效机制？我在报纸上也提过超越OECD主导的BEPS概念，即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基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要强化政府政策设计能力以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背景，提出一种国际税收的升级版BEPS 2.0，即税基共建与利润分享（Base Electionand Profit Sharing）。随着这些政策的制定，我们从跟随者变成一个引领者，用协同创新来开启“一带一路”新的历史征程，有利于世界选择不同的参考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