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姚东旻教授，中心博士生高洋、熊国豪共同撰写的《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制度设计与理念选择》在我校A类学术期刊《国际金融研究》2026年第6期刊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国际金融研究》创刊于1985年，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刊，主管单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单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学会。该刊长期聚焦国际金融前沿理论、追踪国际金融热点问题，连续多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中国社科院）等权威评价体系。

【内容摘要】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从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实践的典型特征来看，低利率环境下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性与有效性显著提升，货币政策更加侧重结构性调控，财政对货币创造的影响持续加深，国债在政策协同中的纽带作用也日益凸显。然而，各国在制度基础、政策目标与工具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简单移植他国经验难以有效契合我国实际。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进，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与制度优势。在政策目标层面，财政与货币政策保持取向一致。在政策实施层面，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政府债务与财政性信贷等工具实现功能互补；并在货币市场流动性调控、债券市场运行及信贷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构建起联动传导机制。基于此，本文从财政政策的功能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以及政府债务空间等维度出发，提炼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理念选择方向，并提出强化政策协同的具体建议。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国际趋势】

国际趋势一：低利率环境下财政政策的宏观治理效能凸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低利率政策被广泛采用，部分经济体还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货币政策传导受到有效下限约束。而财政政策能够通过税费减免、公共支出等方式直接作用于居民与企业部门，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国际趋势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传统分工边界被突破。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对象由金融机构逐步延伸至企业和家庭部门；另一方面，随着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不断完善，财政收支及政府存款变化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和货币供给的影响程度加深，使财政活动与货币运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国际趋势三：国债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中的纽带作用增强。国债兼具财政融资工具和优质金融资产双重属性，既是金融机构开展回购、获取中央银行流动性的重要抵押品，也是中央银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标的。与此同时，国债收益率曲线也逐渐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和评估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参考。

国际趋势四：疫情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在重点产业领域的协同程度加深。疫情后，多国围绕绿色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政策配合，财政部门通过立法、税收优惠、直接投资和政府发债提供支持，中央银行则运用定向再贷款、抵押品折扣等工具降低相关领域融资成本，政策协同进一步延伸至产业层面。

【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制度基础】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协调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具有明确的顶层设计架构。一方面，党中央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金融委员会，从部门设置上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通道。在此基础上，各部门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呈现明确的层级遵循和落实关系，确保党中央的重大科学决策能够通过职能部门的具体政策文件有效贯彻，从机构设置和政策传导层面构建了政策协同渠道。另一方面，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通过定期会议、信息共享和联合研究等方式，为两大宏观调控部门提供了稳定的政策协调平台。

国有金融企业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我国金融体系与西方高度私有化的金融模式存在本质区别。财政部门依法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引导国有金融机构改善经营管理、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操作机制】

第一，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致性。在国库管理方面，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在资金流向、现金流量调控、预算执行效率等方面实现了紧密协作。在金融稳定方面，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围绕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开展协同合作。在政府债务管理方面，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形成风险管控的一体化机制。

第二，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工具互补。一方面，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凭借其市场化、高效率的特点，能够较为迅速地响应经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政策因审批流程复杂、执行周期较长而产生的时滞问题。另一方面，财政性信贷通过“增信”与“补贴”机制，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第三，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联动。在货币市场方面，财政与货币政策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现传导路径联动，这不仅保障了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更显著降低了因实施财政政策放大市场波动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和操作成本；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债券作为优质资产，是银行间市场的重要交易品种，也是金融机构从央行获取流动性和提升信贷投放能力的重要工具，已成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协同运作的重要纽带。

【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理念选择】

第一，强化财政政策的功能性定位，突破年度预算平衡理论的桎梏。财政的根本属性在于功能性，需要突破“以收定支”的短期预算平衡思维，关注财政收支对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即能否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有效提升均衡产出、实现充分就业。政府支出应有所区分，对于政府维持自身运行的日常性支出，如行政管理费用和公务开支，应坚持“过紧日子”的原则，严格控制不必要开支；而具有长期发展效益的资本性支出，则应强化其功能性定位，充分发挥财政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第二，强化对信贷资源公共属性的理解，明确金融盈利性服从于功能性发挥的逻辑。一方面，信贷配置不仅是逐利导向的市场行为，更涉及公共资源配置，其支配不应完全由市场决定。尤其在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背景下，这一特性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金融体系嵌入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其运行逻辑强调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要求金融盈利服从功能发挥。

第三，科学认识并利用好我国政府的举债空间，强化政府债券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中的纽带作用。一方面，我国政府债券的主要认购和持有人为国有商业银行，这为政府债券的发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依托中央金融企业及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政府得以实现对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有效控制、引导预期，从而熨平大规模政府债券发行可能带来的流动性冲击，避免发生偿付困难。另一方面，当前国债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可以适当提高二级市场上的国债买卖力度，将其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方式，逐步建立主权信用货币发行模式。

撰稿：熊国豪

审核：姚东旻、王麒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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