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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和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10):1743-1762.

陶然,苏福兵,陆曦,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3-26.

一、内容提要

Li 和 Zhou（2005）具体利用1979年至1995年间中国省级高层领导人员的经济绩效数据，发现省级领导晋升的可能性随经济效益而上升，政治生命的终止可能性随经济效益而下降，由此奠定了“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实证基础。但陶然等（2010）却对此提出质疑，其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乃至乡的层层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那么在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带来官员晋升呢？我们系统通过对Li 和 Zhou（2005）和陶然等（2010）两篇文章的对比，探究“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表1：两篇文章的摘要比较

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与潜在内生性问题

（一）Li和Zhou（2005）认为“官员晋升锦标赛”符合中国实际

改革开放前，政治一致性是我国官员评估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后，官员评估的标准越来越丰富：政治忠诚；年轻化；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行政管理专长；地方经济绩效。地方经济绩效日益成为上级官员评估下级官员的最重要的标准。

1980年，中共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废除终身任用党政官员，并设立强制退休制度。在这个新制度下，如果没有晋升到中央的高级职位，省领导将被强制要求65岁退休。新政策敦促许多省级高层领导离职，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也导致了1983年和1985年两次退休高潮。然而，像中国其他的许多政策一样，强制退休年龄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即使在1995年（采样期的最后一年），也是如此。

除了晋升外，退休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通常，省级领导人在离职后立即退休，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健康状况不佳。在正式退休之前，他们经常被转任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或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有荣誉但无实权的“二线”职位。失去权力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因此文章将退“二线”与退休等同。并且，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官员不同于西方，更不同于市场上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在除政治劳动力市场外的其他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工作选择和机会。【强制退休制度带来有限的政治生命和职业生涯】。

总之，中国人事管理制度存在以下组织特征：

第一，人事管理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省级领导的经济绩效是人事考核的重要指标。 

第二，中国经济的M型（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结构使得每个省级领导者的表现可以分别区分和比较，从而使绩效与任期之间有明显的联系。 

第三，政府官员在政治劳动力市场之外，实际上没有什么机会。因此，他们对晋升和退休前景的担忧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机制。

（二）陶然等（2010）认为“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 至少存在以下潜在内生性问题

首先，中国政治体系，是否可能遵循“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如果下级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挂钩,那么上级领导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在官员任命上的最终控制权,而对下级官员任命的最终控制权,恰恰是当前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官员晋升锦标竞赛”论者所提出的提拔机制,与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机制难以兼容。

其次，地方官员必然有积极性去扭曲GDP增长率这个指标。GDP增长率实际上可能反映了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的扭曲机制。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如果上级政府知道数字扭曲现象的存在，那么，上级政府又怎么可能相信下级政府所报增长率的真实性,并以此作为政治提拔的主要依据呢？那些因为“出数字”而被提拔的干部,即使被提拔的表面理由是有政绩,但实际上能被提拔绝不可能主要是因为出了“数字”,毕竟这种“出数字”是很容易被复制的。官员被提拔除了要有“数字”,必然要有其他官员难以复制的因素。

第三，“官员晋升锦标赛”论者所选取政府层级也存在问题。锦标竞赛理论适用的前提是参加锦标竞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绩效。当前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政府层面，但是省级主要领导对本地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影响很难确定。实际上，地改市、市辖县、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改革使得地、市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大大强化。因此，将省级主要官员提拔情况和省级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后就进行推论,可能存在严重的政府层级设定偏误。

第四，官员所拥有政治网络对提拔的关键作用。在上级政府那里拥有更好网络关系的官员也完全可能被派到更容易出政绩，或者是能够得到历练的边远地区任职后再升职。上级到底会安排哪些干部到什么地方任职或交流,以及这些官员任职和交流后进一步的晋升情况,是内生与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因此在运用“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时，需要考虑内生性的问题。

第五，中国GDP数据的统计问题。中国GDP统计于1985年才开始，当时只有生产核算，支出法核算是1989年才开始试行，1993年才正式开展的。而之前时期的GDP是国家统计局推算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统计很不完备。但是，在关于竞标赛的实证研究中，并未考虑该因素。

最后，是否非得借助锦标竞赛理论来解释转轨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在理解中国转轨期高速经济增长时，可通过考虑政—企关系和央—地关系对地方追求财政收入行为的影响。不管是转轨早期以地方政府所有企业为发展主体、地区保护主义为地区竞争主要形式的增长模式，还是1994年财政集权后以非地方政府所有企业为发展主体、以补贴性用地和降低环保与劳工保护标准来吸引制造业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地区间“竞次”式发展模式，都可用该模式来解释。

三、模型构建——基于相同的模型

虽然两篇文章对“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秉持不同观点，但是陶然等（2010）在对该理论进行实证评估时，采用了和Li和Zhou（2005）同样的模型，以进行较为严格的对比。两篇文章尝试通过探索官员流动与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来考察人员控制在中国的激励作用。鉴于中国省级领导人主要关注的是自身的升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任期与领导人在岗时的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们更关心x对晋升还是离职概率的边际效应而不是系数β本身，因此需要将估计的β转化为边际效应。进一步分别定义离职、平调和晋升的概率为p0，p1和p2。遵循Wooldridge（2002）的定义，第k个变量的边际效应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除GDP增长率外，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特征可能会影响其晋升和退休的概率。文章考虑了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特征：教育，年龄和职位任期，以控制其影响。教育是一个虚拟变量，领导者接受过大学教育则为1，否则为零，以衡量领导者的人力资本。年龄是确定职位变动的关键变量，特别是在1982年实行基于年龄的退休制度之后。为了捕捉年龄对职位变动的潜在非线性影响，特别是65岁年龄退休规则，特别添加一个虚拟变量“age65”，如果领导者是65岁以上，则等于1，否则为0。文章也控制了官员的任期。省领导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也可能影响到职位变动的可能性。文章在实证分析中考虑了与中央的联系，以检查政治关系对职业流动性的影响。中央联系变量是指先前在中央政府中是否有任职经验。

四、概念界定和样本区间——数据与变量赋值的差异

（一）对提拔和降职定义的不同

Li和Zhou(2005)关于提拔和降职的定义：

陶然（2010）关于提拔和降职的定义：

【不同之处】：陶然（2010）对提拔和降职进行了补充，认为为：书记、省长进入全国人大和政协担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主席、副主席为提拔。省委书记与中央党务部门和中央部委的正职平级,省长与这些机构的副职平级。省长和省委书记转到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下属委员会担任常务领导，或转到省级人大和政协担任主要领导为降职。

（二）样本的差异

表2 两篇文章数据样本的对比

五、不同的实证结果：官员流动与经济绩效

（一）Li 和 Zhou(2005)的实证结果：官员提拔与自身任内的经济绩效正向相关

使用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全样本，表3报告了有序Probit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为兼容观测值间的异质性，文章选择了带稳健标准误选项的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3的第一列报告了以年度GDP增长率、省级指标以及年度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文章假设一致，年度GDP增长率对官员晋升的可能性有正面影响，同时对离职的可能性有负面影响。此外，经济增长对官员任期的边际影响相当大。

接下来，表3的第2列报告了包括age，age65，任期，教育程度，中央联系度和省人均GDP的滞后项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这些变量的情况下，年度GDP增长对于晋升和离职的可能性几乎具有相同的边际效应。age和age65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年龄对晋升的边际效应的绝对值与离职相比略小（-0.003vs.0.004）。官员年龄从60岁开始，每增加1岁，将使升职的可能性降低0.3个百分点，同时将离职的可能性提高0.4个百分点。65岁的边界年龄对晋升的影响非常大。到65岁时，官员晋升的概率将降低0.055，即晋升平均概率的73％；离职的概率将增加0.09，即平均离职概率的87％。

除此之外，回归结果还表明，官员过去或现在在中央政府的工作经验将会增加（减少）晋升（离职）的可能性。中央联系度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中央政府的工作经验能够提高官员3.4%的晋升概率，并将离职的可能性降低3.5个百分点。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央政府的工作经验有助于培养与中央领导人（能够影响人事评估决策）的非正式关系。第2列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任期变量，其系数为负意味着晋升（离职）对于任期较长（较短）的领导者而言，可能性相对较小。这表明了在官员没有晋升的情况下，任期较长暗示了官员缺乏能力的隐藏信号。

（二）陶然等（2010）的实证结果：官员提拔与自身任内的经济绩效不相关

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当年增长率在任何设定下都难以显著此外,虽然在不添加控制变量时移动平均增长率在5%的水平上有不错表现,但加人控制变量后就变得不显著了。可见，官员提拔与自身任内的经济绩效不相关（如下表5）。

六、稳健性检验——相互独立

在稳健性检验方面，Li和Zhou（2005）通过变平均GDP测算的加权，考虑任期的非线性影响，排除65岁退休年龄的误差以及违纪离职的混杂影响，得到了文章的基本结论：省级领导晋升（退休）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绩效而上升（下降）。而陶然等（2010）在稳健性检验上却并没有重估Li和Zhou（2005）的结果，而是比较了经济周期不同时段的经济绩效，解决了前任官员任期不完整的问题。严谨来说，后者应对Li和Zhou（2005）所提出的潜在问题进行重估检验的相同排查。

七、小编有话说

本次我们系统对比了使用同一套数据，采用同样的模型研究“经济增长能否带来官员晋升”这一问题的结论。研究发现：Li和Zhou（2005）与陶然等（2010）的研究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前者发现省级领导晋升（退休）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绩效而上升（下降）；后者的研究却显示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Li和Zhou（2005）的发现。究其原因，表明看来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对官员流动中升迁，平调与离职的界定不一致，统计分布上存在着一定的显著差异。但深入分析，这事实上是二者对于中国官僚体制的故事理解上有所差异。我们不能因为陶然等（2010）的质疑而直接否定“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理论机制，同时也不能忽视陶然等（2010）提出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人事任免和干部考核、GDP数据掺水、政府层级选择以及官员锻炼和提拔等。学术界研究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而问题本身就具有矛盾和冲突的特性。陶然等（2010）对Li和Zhou（2005）实证研究的重估工作为学术界检验和完善“官员晋升锦标赛”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方向。

推文作者简介：

姓名：许艺煊  庄颖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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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