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主要关注强制许可证对于国内创新的影响。一方面，能够通过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外国发明的权力，可能会削弱对国内创新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国外创新技术积累的经验，可能促使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内产业，从长远来看，通过干中学等机制增加国内发明。基于此，本文利用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TWEA）法案作为自然实验来检验强制许可是否鼓励美国国内新兴行业中的创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国会于1917年11月通过了“敌对贸易法”（TWEA），该法案第10节允许美国公司在为战争做出贡献的同时，拥有侵犯敌方专利的权利。美国有机化学工业得益于此，通过对敌对国专利的获得，美国发明者在TWEA之后的化学专利数据表明强制许可对国内发明具有强烈和持久的积极影响。

数据

如果一个企业拥有至少一个被授权给美国公司的敌方拥有的专利，则被视为处理的子类。本文的控制变量为727个敌方化学专利，这些专利因为TWEA在1919年至1926年期间被运用到336家美国公司中的一家或多家。本文的结果变量是接受了至少一个强制专利的19个主类中生产的128,953个美国专利。这些专利的分类来自于United States Patent Office (USPTO)，专利的数量按每个子类和年份来计算。在1875年至1945年间，在19个大类，7,248个子类中发明了128,953个专利，其中包括336个处理子类。同时，文章将根据美国专利的申请（而不是授予）日期来衡量国内发明的变化。

计量分析结果

本文主要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简称DID）的方法，以至少获得一个敌对专利的子类、获得敌对专利的数量和获得敌对专利的寿命为处理变量，分析强制许可制度对国内发明的影响。

运用以下模型：

• TREAT  为处理变量向量，

• postTWEA 为时间虚拟变量，等于1表示时间为1918年之后，

• Z 为控制变量，表示外国专利的数量，该变量控制了不可观察的因素，例如子类中发生的技术进步。

• 变量δ为时间固定效应，变量f 为子类固定效应。

• 在交互项系数TREAT_c和〖postTWEA 〗_t 前的系数β正是DID估计的参数。

估计结果如下：

受益于强制许可制度，美国国内发明家在1919年之后每年新增0.151和0.255个专利（表2，列1-2，1％的显著性）。与1919年以来子类公司平均每年发明专利数0.619相比，国内发明增加了24％至40％。每多获得一个许可证，使国内每年增加0.072至0.115项专利，相当于增加了12％至19％（表2列3-5，1％的显著性）。专利寿命每增加一年将每年增加0.006至0.010项专利（表2，第6-8栏，1%的显著性），这意味着在1918年授权新专利（拥有17年的专利寿命）每年增加0.102至0.17项专利（17年×0.006~0.010项专利），而专利授权（只有一年的专利寿命）不超过0.010（1年×0.006~0.010项专利）。

进一步分析：

1. 双重差分的潜在挑战是，经处理和未处理的亚组之间的差异变化可能是由于专利时间趋势中预先存在的差异所驱动。因此，文章以1900为基准，加入时间变量进行DID，结果显示处理和未处理的亚组在TWEA之前的趋势没有系统的差异。

2. 如果强制许可通过积累经验和干中学的方式鼓励发明，或者专利文件中存在不完整信息，那么专利数量的变化会发生延迟，因此，文章还估计了年度处理效应。年度系数表明强制许可的全部影响需要六到九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主要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

3. 不可观察的因素的影响，因为战前德国在有机化学行业的专利申请中占有约70%的份额，如果美国市场暂时缺乏德国竞争对手，可能会鼓励国内发明。这些影响因素是独立于TWEA的。因此，文章运用三重差分（triple differences，简称TD）将美国发明家的年度专利变更与所有其他非德国发明家在TWEA之前和之后的处理和未处理亚组中的年度专利变化进行比较，结果与基本估计相吻合，每年显著新增0.118至0.508项专利。同时，文章运用同样在有机化学方面落后的法国专利进行反事实回归，结果证实了TWEA的影响仅限于美国公司。

4. 对文章的识别策略来说，尽管TWEA本身以及美国公司能够获得的技术是外生性的，但是美国公司的许可决定可能不是外生的。在美国，初始创新水平较弱的美国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许可证。文章运用意象处理法（intent to treat，简称ITT）和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简称IV）控制内生性问题，对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发现基本估计结果是偏低的。

稳健性检验：

1. DID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可能将强制许可的动态影响与经过处理和未处理的子类之间的时间趋势中的预先存在的差异相混淆。因此，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文章考察了所有处理子类的线性时间趋势，结论显示，即使控制了预先存在的时间趋势，美国发明家的专利申请在TWEA后比未处理的亚类更显着地增加。

2. 考虑到处理和未处理的子类之间的差异性的另一种潜在增长路径，文章将虚拟时间变量和更广泛的19个USPTO主类别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引入DID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在控制USPTO类别基础上，文章的主要结果仍然是显著的。

3. 考虑到美国USPTO定期增加新的子类以适应新的发明领域，这可能会导致文章低估许可证的真实效果。文章将样本限制为仅在t前获得至少一项专利的子类中，排除了在t年还不存在的子类。在新样本中，国内发明每年新增0.142项专利，与限制样本中平均0.884项专利相比，国内发明增加了16％。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USPTO将专利分配给二级子类（除了主要子类别）以相互引用相关技术。为了避免对结果的影响，文章将样本限制在5,656个主要子类中。结果显示，在1919年后每年新增0.024项专利，意味着专利申请量增加了8％。

4. 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国产染料需求的冲击是否能够解释在没有强制许可的情况下国内发明的增长。靛蓝染料是制造军装材料的主要染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美国国内对靛蓝需求的急剧增加。文章以靛蓝专利为检验指标，结果显示国内靛蓝专利每年新增0.027项专利，与本样本中平均0.04个靛蓝专利相比，靛蓝国内专利申请增加了68％。可见，靛蓝专利中的回归证实了强制许可鼓励了国内发明。

企业层面的分析：

最后，文章分析杜邦DuPont的企业级数据，揭示强制许可鼓励国内发明的机制。文章将杜邦的许可证的效果与颁发给其他美国公司的许可证的效果进行比较。在DuPont根据TWEA获得许可证的子类中，该公司的年度专利在1919年后新增0.094至0.098项专利。在其他美国公司获得执照的子类中，杜邦的年度专利新增0.021至0.025项专利，大约是前一个效应的三分之一。结论同样显著证实强制许可证对于国内创新的促进作用。

结论与讨论

文章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制许可制度的外生事件TWEA，对美国强制许可制度对国内发明的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运用DID方法，通过对有机化学行业专利的分析显示，强制许可制度下国内发明增加了至少20%。

虽然文章得出的结论是积极显著的，但是强制许可制度的效果还并不清楚，例如竞争的增加可能促进和阻碍创新，还需要使用更多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来评估这些影响。例如，美国药品对印度强制许可条款和在最近TRIPS下的反应，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当代环境。

ABSTRACT

Compulsory licensing allows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duce foreign-owned invention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foreign patent owners. This paper uses an exogenous event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after World War I under 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to examine the long run effects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on domestic inven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es of nearly 200,000 chemical inventions suggest that compulsory licensing increased domestic invention by at least 20 percent.

原文信息：Moser P, Voena A. Compulsory Licensing: Evidence from 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102(1):396-427.

整理翻译：庄颖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硕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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