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由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海涛教授撰写的文章《新时代财政科学管理实践成效、理论内涵与深化路径》于《中国财经报》发表。全文如下：

新时代财政科学管理实践成效、理论内涵与深化路径

马海涛

新时代财政科学管理实践成效、理论内涵与深化路径马海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时代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系持续完善，财政资源配置、政策调控和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推动财政管理由传统收支管理向现代财政治理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学认识财政科学管理的实践基础、理论内涵和重点任务，对于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健全现代财政制度、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财政科学管理的进展与突破

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深化财政管理体系改革，在预算管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税收制度、债务管理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逐步形成资源统筹、政策协同、绩效导向和风险防控相结合的现代财政治理体系。

第一，预算管理体系持续完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来，绩效目标、运行监控和结果评价逐步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中央与地方贯通，推动预算管理更加规范透明。2024年，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零基预算改革试点，安徽、浙江、江苏、湖南等地积极探索推进，推动预算安排由“基数加增长”逐步转向以战略目标、实际需求和资金绩效为依据。同时，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低效无效支出清理和存量资金盘活协同推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突出重点、提高效益。

第二，政府间财政关系持续优化，央地财政治理更加规范。中央和地方财力分布总体保持稳定，围绕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应急救援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持续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达到101823.03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92373.87亿元，占比超过90%，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第三，税制改革不断深化，现代税收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新时代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税制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优化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推动税制结构不断完善。“十三五”时期，我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合计超过7.6万亿元，“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退税超10万亿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现行18个税种中已有14个完成立法，税收制度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智慧税务建设深入推进，依托金税四期工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税收征管效能。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改革，在数字经济税收规则制定中贡献中国方案，维护自身及发展中国家税收权益。

第四，政府债务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发展与安全统筹更加有力。围绕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管理，我国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度，完善风险监测、信息公开、终身问责和倒查机制，推动债务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健全。2024年推出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一揽子方案，通过债务置换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释隐性债务风险。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功能属性进一步强化，2025年起，赤字率连续两年按4%左右安排，政府债务空间得到更加科学合理运用，在扩大有效需求、支持经济发展和保障重大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财政科学管理的学理阐释与范式转换

立足当前财政改革发展新形势、新任务，财政科学管理在治理目标、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构等方面不断拓展内涵、实现范式转换，这既体现财政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也为提升财政治理效能、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从治理目标看，财政科学管理要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财政管理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到改革开放后的“分灶吃饭”、分税制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深刻转变，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不断凸显。

当前，财政已超越传统收支管理范畴，在服务国家战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和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面对日益复杂的财政运行环境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任务，传统经验型、粗放式和部门化管理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财政管理必须转向科学化、精细化和系统化。

从治理过程看，财政科学管理体现为贯穿财政工作全过程的科学治理。科学的事前谋划是重要基础，应以科学论证研判形势、把握规律，统筹公平与效率、当前与长远，在财政紧平衡下突出重点，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避免决策偏差和资源浪费。科学的事中执行是重要载体，财政运行一端连接经济稳定与收入基础，另一端连接民生福祉与战略保障。应依托数字化、智能化平台贯通财政运行各环节，把预算安排和政策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效，推动政策资金精准滴灌、见效更快。科学的事后监督是重要保障，不仅要审查程序合规，还要以数据和反事实评价为支撑，完善绩效评价体系，检验资金使用实效，推动财政管理由“程序合规”向“落地见效”深化，确保资金使用科学、安全、高效。

从治理结构看，财政科学管理是上下贯通的科学治理。财政科学管理要坚持自上而下，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服务国家战略、防范风险并增强政策合力；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探索，尊重地区差异和基层实际，以地方创新提升财政管理的适应性与活力。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上，中央应明确规则、标准与职责边界，地方应反馈履责需求、财力约束和执行条件，促进权责与财力匹配。在转移支付上，中央应统筹财力、推动资金下沉，地方应反馈资金需求和使用绩效，提高配置精准性。在地方债务管理上，中央应统一规则、限额和风险约束，地方应摸清债务底数，结合偿债能力分类施策、压实责任，推动风险有序化解。

进一步加强财政科学管理重点方向

财政科学管理既是提升财政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也是适应财政运行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应进一步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政策协同性，更好保障重大战略实施，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加强财政资源与预算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随着财政紧平衡成为预算管理的常态，单纯依靠增量资金满足各领域需求的空间逐步收窄，如何统筹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一般性支出与重大战略任务，成为提升财政治理效能的重要问题。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民生保障等一系列重大任务，需要财政更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有限财力优先配置到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为此，应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

第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推动财政管理从增量安排向绩效导向转变。以既有支出基数为基础进行增量调整的预算安排方式，不利于财政资源根据发展任务和政策优先序及时调整。特别是在新增财力空间趋紧的情况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关键在于打破支出基数和惯性安排，将资金配置更多建立在政策必要性、支出绩效和实际需求基础之上。零基预算改革有助于推动预算管理更加重视资金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增强财政资源配置对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的适应能力。为此，应进一步完善项目评估、预算审核和绩效评价机制，提高预算安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三，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应更加全面认识政府债务的功能，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基础上合理认识和用好债务空间，更好发挥政府债务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需求和增强长期发展能力的作用。通过优化央地债务结构，适度提高国债占比，增强中央财政统筹重大任务、调节区域差异和应对宏观冲击的能力。同时，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统筹政府债券发行、流动性管理和利率环境，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稳定债券市场运行。进一步健全债务资金“借、用、管、还”全过程管理机制，实现稳增长、促发展与防风险的有机统一。

第四，研究同新业态发展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平台经济、数字服务、灵活就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影响持续扩大，生产经营方式、价值创造模式和交易形态也发生深刻变化。现行税收制度较多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和实体经营基础之上，在纳税主体识别、税源归属、价值衡量和征管方式等方面，与数字经济发展特征之间逐渐出现不适应，对实现税收公平和财政收入稳定性形成新的挑战。面对经济结构和税源结构变化，应增强税制适应性和稳健性，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同时，逐步完善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机制，提高财政治理能力。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

审核：姚东旻、王麒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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