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9日上午，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学术会堂606成功举办龙马奋进·校庆70周年学术系列讲座“Pragmatic Approach to Macroeconomics：After Subprime Crisis and Beyond”，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以次贷危机事件为例，从经济增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方面分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讲座首先介绍了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的含义，“次贷”即“次级贷款”，是相对于“优质贷款”而言，指那些信用水平较低，还债能力较弱群体的贷款。郑老师进一步从有效市场假设、动物精神、理性泡沫等理论探讨了次贷危机产生的来源，并分析了次贷危机的不同传播路径。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对于发达经济体，不同层次民众所持有金融资产数量和比例不尽不同，由于不同资产的恢复性差异，使得次贷危机后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更加明显；而对于新兴经济体，伴随国际分工和资本流动，这些国家除了面临贫富分化加剧之外，还要处理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影响，郑老师以中国、美国为例说明了3R的经济恢复手段：抢救（rescue）、复苏（recovery）和再平衡（rebalance）。例如中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所推行的“四万亿”便是经济典型的抢救措施，而各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政策则是经济复苏的典型政策。郑老师进一步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恢复经济就如同治病救人，经济出了问题不仅要治病，坚决避免短期病转化为长期病，坚持治病要彻底，同时要避免日后如何不得病。

宏观经济学重点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郑教授从人口和生产率评价了当前经济增长的有关说法：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例如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就相当严重，然而日本的经济总体发展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甚至在不少方面是优于我国的；而印度等国家人口结构中年轻人的占比更高，潜在的人口红利更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将人口红利真正转化经济红利，因此人口视角可能并不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合理角度。郑教授认为从劳动参与率来看待人口对经济的增长或许更加合适。除了人口因素外，郑教授还从生产率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经典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索罗模型认为技术水平、劳动力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而投资、技术增长往往具有周期性，这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教科书上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失业率和通胀直接的负向关系，但从现实实践来看，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对于这一变化拟合较好，而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往往是一条竖线，通胀变化并不能影响失业率的变化，对此，郑老师从人们对未来的固定预期以及边际就业水平对于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

之后，郑教授进一步评价了宏观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通常是一个同时具有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的政策工具，一方面财政政策往往具有一种内在的自动调节经济运行机制，能够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先导性调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有时也会产生拖累作用，例如在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时，财政政策过早退出干预可能使得经济恢复进程功亏一篑。对于货币政策的讨论，郑教授以大衰退为例，说明了传统货币政策在利率极低时可能会失效，并由此引申介绍了几种非常规货币政策：例如日本曾经推行的零利率政策（ZIRP），在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的30年里，尽管国内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200%，同时要面临合理控制通胀的压力，但长期零利率政策（如10年期储蓄率大约为0）并没有带来太坏的影响，这对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如何管理利率和通胀目标都带来了一些启发。再如前瞻性指导（forward guidance）通常对未来市场情况做出预期判断，提前制定适应将来市场定位的货币政策，以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另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货币政策，政府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鼓励市场上的借贷开支，一定程度上对于恢复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这一政策往往也需要面临通胀压力副作用。郑老师分别以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为例，说明了世界银行组织和美联储在混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最后，郑老师总结和展望了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1）坚持和促进经济全球化步伐，实现资本和人力的自由流动，让全世界共享经济发展；（2）适应新时期下的商业周期，逐步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3）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与相关经济政策的合理性；（4）实施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

讲座结束后，中心副主任曹明星总结了讲座内容，并与在场师生一同就宏观经济理论创新、如何看待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经济政策等问题与郑老师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