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简称“中心”）副教授王麒植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军林共同撰写的论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在我校A类学术期刊《南开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作为封面文章刊发。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债务减免历史实践相结合，为公平合理推动本轮债务减免提供了依据。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债务偿还困难，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债务处理。为共同应对此挑战，二十国集团先后推动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后称DSSI）及《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后称《共同框架》）。目前，虽然具体的方案尚未明确，但是在2020年的G20的官方公报中专门提到了重债穷国倡议（HIPC）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MDRI）的经验，展示出明确的导向性。从历史上看，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确实是近期最具影响力的标杆式债务减免，对相关经验的分析回顾既可以从事后总结其利弊得失，又可以为中国参与本轮债务减免提供借鉴和参考。

【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

债务减免方案的核心任务是调和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之间的潜在矛盾。

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需要不断地进行资本输出以克服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债务减免不但可以为私人资本释放出新的借贷空间以供资本输出，而且还会通过施加改革附加条件等方式影响债务国的政策和制度，创造出更适宜私人资本流动的制度环境。

参与约束是指，债务减免方案要想获得主要债务债权方的支持和参与，就需要在技术上有利于修复债务国偿债能力（避免债务危机重复发生），且在利益协调方面不过度偏袒强势债权方。但是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为资本逻辑要求债务减免主要以服务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出为目的，对于提升债务国偿债能力的效果有限，而且还会加剧国际不平等，这并不符合参与约束的要求。

【主要发现】

本文认为，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的债务减免方案（后称HIPC-MDRI方案）的最大特点不在于其对债务处理的成功或对增长的促进，而在于有效调和了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的矛盾，使得一个高度有利于资本输出的债务减免方案得以成功实施。

一方面，HIPC-MDRI方案蕴含了明显的资本逻辑，而非利他的慈善逻辑。从实施效果看，现有实证证据表明HIPC国家经济规模增长与债务减免关系微弱，并且HIPC-MDRI方案实施后债务风险下降主要是因为债务减免，而非改革附加条件，同时由于私人资本大量流入出现了结构变化。

另一方面，HIPC-MDRI方案通过技术手段掩盖了资本逻辑的特点，满足了参与约束。具体来说，包括三方面措施：一是基于CPIA、DSA等明确指标，以规则化方式分配减债资金，引导债务国改革；二是以债务净现值和多边机构增资方案中的出资比例等客观指标为依据，在债权国之间分担减债成本，缓解搭便车问题；三是主导方利用关键环节审批权和关键指标评估权，隐蔽地创造灵活协调空间，满足各（债权）方的个别诉求。

【结论和启示】

总的来说，HIPC-MDRI方案既是债务治理不断规范和透明的典范，也是推动国际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因此，将其视为有效治理和无私帮助的范例而全盘接受是与事实不符的，但仅将其视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隐蔽工具而全盘否定也过于片面。在本轮债务减免中，应当借鉴HIPC-MDRI方案的规则化模式，但是警惕隐藏在技术细节中的资本逻辑。一方面要认识到在资本逻辑影响下，所谓国际规则本质上也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不公平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承认规则化的方案仍是满足参与约束的有效方式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