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新市场财政学团队在财政与货币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李俊生,博士生导师姚东旻及其硕士生李浩阳共同撰写的论文《财政的货币效应——新市场财政学框架下的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机制》以首篇封面文章发表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从货币本质上看,货币发行以国家主权财政信用为基础,是典型的政府财政职能,政府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均能够对市场上的流通货币进行调控。通过回顾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货币发行权配置历史与现实可知,政府财政部门在货币调控领域发挥主体作用是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当代主流财政理论与货币理论的秉持者普遍将中央银行视为一国货币流通的唯一调控主体,进而忽视了政府财政部门对货币流通的实际调控作用。
表1 货币发行权分配的历史与现实
基于此,文章以我国政府货币调控政策与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描述财政主体调控机制的路径、流程和内在机理,构建了政府财政形成货币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揭示财政主体调控机制客观性的基础上,论证了政府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同时具有的货币调控功能及其“双主体”货币调控机制的运行机理,验证了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关于货币本质与双重属性的客观真实性。
文章通过梳理我国政府财政部门的货币调控实践经验发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财政主体调控机制的制度基础。该制度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不仅赋予了国库以集中存放和管理财政资金的功能(“集中”功能),而且构建了国库财政存款与市场流通货币之间的物理“隔离墙”(“隔离”功能)。国库的“集中”和“隔离”功能进一步通过财政收支活动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两种渠道赋予政府财政部门调控货币流通的能力。
图1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集中”与“隔离”功能
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基础下,文章进一步对财政收支活动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两种渠道产生的货币效应进行理论建模。一方面,从财政收支活动的动态视角来看,政府财政部门持续性地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活动将直接导致财政存款总量变化,进而对货币流通产生影响。由此得到下述定理:
财政—货币关系定理1:政府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财政收支活动调整国库财政存款总量,进而影响货币流通量;财政收入与国库财政存款总量成正向相关关系,财政支出与国库财政存款总量成反向相关关系;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对货币流通量的影响方向也是相反的。
图2 定理1原理示意图
另一方面,政府财政部门基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国库现金管理目的,制定了将国库财政存款转存至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现金管理政策(即“库款转存”政策),该政策进一步赋予了政府财政部门调控货币流通的能力,由此得到下述定理:
财政—货币关系定理2:政府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库款转存”政策调整国库财政存款内部资金的流通与隔离(非流通)比例结构进而对货币流通产生结构性影响;“库款转存”政策对货币流通量的影响与国库财政存款内部资金的流通比例呈正向相关关系。
图3 定理2原理示意图
最后,文章将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机制纳入分析框架,与财政主体调控机制构成政府调控货币流通量M2的“双主体调控框架”(简称“双主体”框架)。在“双主体”框架基础上,利用国库财政存款、财政收支以及中央银行数据测算财政主体调控机制对货币流通的实际影响,并针对制度改革的演进因素设计实证检验以验证财政主体调控机制的客观性。
图4 货币调控的“双主体”框架图示
实证结果表明,2000-2018年市场货币流通体系中有44.31%的M2是受政府财政部门影响甚至调控的,并且该比例仍处于增长趋势,政府财政部门在客观上已经成了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的一个重要主体,并且随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不断调整和逐步完善,在“双主体”调控框架内政府通过财政主体调控机制形成的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和调控能力也会逐步增强。
图5 政府财政调控比例测算结果
以往的主流财政理论和货币理论研究普遍忽视或回避政府财政部门对货币流通的调控作用,对货币流通的财政调控机制分析较少,更鲜有以政府财政部门作为调控货币流通的主体视角展开的分析。本文从政府财政部门作为调控货币流通调控主体的视角出发,集中分析政府财政部门对货币流通的调控流程、渠道和内在机理,发现国库财政存款不仅是货币发行所依托的主权财政信用基础,同时也是政府财政部门直接调控货币流通的主要渠道,丰富了现有的财政理论和货币理论。
新市场财政学研究团队长期关注财政的货币作用以及货币发行权的协调配置问题。值得思考的是,在文章发表之际,传统的财政-央行资源配置体系受到全球性疫情的强烈冲击,各国正处于重新思考和设计新理论、政策和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成为学界和业界热议。在新市场财政学研究团队看来,文章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可能对该现实热点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能够观察并认识到,货币发行的财政—央行“双主体”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客观事实,其中财政的货币效应也将继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并且从“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的角度研究财政与银行的理论和政策联系,那么就能够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难点给出更为清晰的理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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