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邀请，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在10月19日-28日，为中心师生带来“政府组织体制：文献与课题”的短期系列课程。在此期间，周老师将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多学科领域，和同学们一起梳理、提炼出政府官僚组织研究的理论思路、分析概念和研究成果。2018年10月19日下午，在学院南路校区主教217教室，周老师首先展开了此次短期课程的第一讲，具体围绕着王亚南、韦伯和威尔逊三人的研究成果，从组织学的视角来分析政府官僚组织的研究概况，现场座无虚席、学术交流气氛热烈。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于1948年，“李约瑟之谜”和“黄仁宇悖论”是作者王亚南写作该书的重要动机。“李约瑟之谜”提出，历史上中国的科技实力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四大发明更是享誉世界，然而工业革命为什么却没有最先发生在中国？借用Landes的比喻，我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如同夜空中的点点明星，每一颗都十分炫目，然而却没有汇成星河。除了与我国的规模之累和彼时内忧外患的情况相关之外，官僚体制对于解释“李约瑟之谜”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

纵观欧洲各国和中国的官僚政治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欧洲主要国家大多经历了从封建专制到官僚政治的过渡，例如英法由贵族逐渐转变成官员，德国俄国形成了包含官僚政治的混合体等。而中国自秦大一统以来所形成的官僚制却缺少一个过渡阶段。从马克思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特定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专制体制；此外，长期作为治国之道的儒家思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官僚门阀现象，两税制和科举制的两大杠杆，都和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发展息息相关。

另外，中国的官僚政治相比于西方更具有延续性、包含性和贯彻性的特点。正如王亚南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好像是专门为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都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自秦以来，官僚政治贯穿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韦伯：科层组织理论

韦伯基于理性建立起了描述组织模式的科层组织理论。根据韦伯的研究结论，科层组织具有等级权威、规章制度和专业化的特点。因此在韦伯的研究视角下，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西方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两者在组织的权威形成上有所不同，西方的官僚制度权威来自于法理，而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权威来自于血缘继承等方式；其次两者在官僚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则更崇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臣关系，而西方官僚制度下清晰的规章制度则大大弱化了这一人身依附关系。此外西方的官僚通常会经过专业化的训练，例如学习法学、经济学等专业技能，强化其职业生涯的专业技能，以期谋求晋升；而中国的官僚则是文人到官员的相互转换过程，科举制度使得官员拥有了相似的文化背景，同乡、同门、同年等纽带进一步加强了官员的“社区关系”，最终产生了“进则学而优则仕、退而采菊东篱下”的现象。

威尔逊：科层制国家

威尔逊提出了科层制国家来解释官僚制度，并指出了这一制度下的机制：首先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组织，其管理的事务越多，委托代理的层级关系也越多。在政策信息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由于上下级政府的信息不对称、基层政府道德风险等原因，政府越来越难以对代理方实施控制；其次利益集团的存在对于选民领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的选举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现金，利益集团所支持的候选人执政后，必然要对利益集团做出相应的回报，如推行有利于利益集团的政策等。除此之外，科层体制下的国家政府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还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威尔逊这样形容了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民主政体的特殊主义和地方性的本质导致了一个以特殊利益和服务于利益团体为目的的公共机构的形成。

最后，周老师向在座师生介绍了组织学的课题与概念，并在课程期间与大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实时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进一步帮助师生从组织学角度理解官僚政治制度。同学们都表示获益匪浅。

本课程项目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合作处“中财讲席教授”项目支持，项目编号为：ZCJX2018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