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功举办了2017年春季第1期学术沙龙，主讲人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教授，乔教授通过一个简化的模型模拟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互动，来说明现代财政的契约内涵。（以下为发言内容的整理，文字未经讲演者审定） 

1.契约内涵的形成过程

假定一个最为原始状态，社会上有两组人，一组是富人，一组穷人。这个状态会如何进行衍生？如果没有政府，那么大家很有可能会互相抢夺、掠夺，带来的结果是饥荒、贫困、死亡，当然没有政府也就没有财政。如果有了政府会怎样？政府可以选择保护富人或者穷人。如果保护穷人的时候，那么富人的财富就不受保护，富人有动机放弃一部分财富，那么就会变成一个单一的社会结构、阶层，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社会也曾经有过，并且有理论支撑，只有一个社会层级，就不存在阶层流动。当政府选择保护富人时，那么社会依旧是两个阶层，一个有钱，一个没钱。根据经济学观点，当存在这两个阶层时，穷人所在的阶层，没有理由与富人的阶层进行合作。所以社会即使是两个阶层，但是也不存在阶层流动。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原始状态，经过一系列演变，会变成死亡、单一、或者两元的社会，但是这三种情况，都没有产生社会流动。但是如果政府保护所有的人，情况就有变化了。当政府保护所有人时，如果穷人、富人产生很多合作，那么从同质社会到异质社会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社会阶层。并且我们知道，同质的合作永远不可能产生新的东西，社会的结构、阶层、类群越少，社会矛盾往往更大，例如只有穷富，那很容易产生矛盾；但是如果产生十多个社会层级，那么某个层级要反对社会秩序，他会面临剩余所有层级的压力，这样的社会往往相对稳定。

所以说，一个社会没有政府的时候是很糟糕的，很快走向灭亡。只保护穷人的时候，是一元、短期稳定的情况。两个层级的时候，是极其不稳定的情况。但是如果产生了很多社会层级，那么就发生了变化，保护所有人的时候，有可能产生很多社会层级，更多的社会层级，能够帮助社会稳定，但是如果不同的社会层级之间没有流动，依旧是没有活力的。如果社会不流动，得利的集团则希望保护制度，而不是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如果社会层级之间能够充分的流动，那么每个人都需要保护个人的利益。如果阶层之间自由流动，不同层级的人有动力向上奋斗。 只有当社会里不同类群充分配合，产生新的类群，新的类群之间有充分流动，政府保护的供给和每个人需要得到保护的需求，才能够匹配起来。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财政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它不受任何约束。只有当政府供给的服务与最终需求对称的时候，才产生了契约需要。 

2.财政契约内涵对社会持续存在的影响

我的模型里，有个基本假定：政府有不断扩张的冲动。这个假设不是凭空想象，它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政府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没有办法完全自我修复，由于它跨期的不断扩张，也许有一天就跨掉了。正是由于政府有不断扩张的冲动，才需要一个契约对它进行约束。在我的模型里，如果组合一些相关的条件，比如社会充分的流动、契约对政府的约束，虽然政府扩张的冲动依旧存在，但是这种冲动与社会流动性产生的力量能够对冲。我想证明，当任何一个政府，他如果只保护一部分人的权利，那么他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契约，他会走一个趋势性的道路，退化的格局，他可能在周期性波动或直接退化中消亡。当今社会，没有社会多元、生产力的进步、充分的社会流动性，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与政府扩张相对冲的机制，这也是模型想表达的基本概念。

刚刚所假设的，都是封闭的经济社会。如果外来了一些技术性冲击，模型的均衡没办法简单的做判断，因为新技术本身就具有多元性，它可能导致虽然只保护了一个社会类群，但是新技术与这个类群不同个体的结合，也能产生更多的类群、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研究封闭环境的均衡？我是想说明，技术冲击总有结束的一天，当技术冲击结束以后，依旧回到了封闭的环境的均衡，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用来说明契约的形成，对一个社会持续存在的影响。

3.财政契约内涵与社会流动性的关系

契约形成以后，前面所说的都是单向的影响，从政府的强制开始，政府选择一种保护方式；然后到了市场，市场产生效率，也就产生了收入不平等这个新的变量，进而导致社会产生不同的类群；社会产生的不同类群，又产生了社会流动性这个变量，来与政府最初的强制开始相匹配。当这种单方向的运行，能够产生良好体制的时候，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多方向的影响，例如市场与政府发生关系，社会与市场之间相互影响。这时候财政的概念不再是单方向的概念，这时候政府与市场可能是双向的交换关系。这是财政契约内涵从单向到双向的延伸。

财政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工具，但是财政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就回到今天的契约内涵。社会如果是一滩死水肯定是不行的，现代财政就是要塑造充满活力的社会，就是指社会阶层充分流动的社会。如果社会阶层不再流动了，不管这个社会多么富裕，它都没办法形成契约，来驾驭政府不断扩张的倾向。在理论模型中，我们反复提到保护所有人权力是契约形成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新的技术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从不发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实践走出了一个成功的道路。但是外在技术冲击结束以后，我国已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旧有模式在创造社会生产力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社会流动性是不是更大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德国、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都走出中等国家陷阱，当新的技术已经不再输入，需要自我创造的时候，如果自身的技术进步，稳定的社会体系，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那是非常好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面对陷阱，我们财政也应该转变观点，从保姆型财政走向契约型财政，让财政变成受约束的，形成一个社会不断流动的、良性循环的社会治理体系。

编辑：朱泳奕

责编：姚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