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成功举办了“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暨“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会上，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系主任Roy Bahl阐述了自己对于“新市场财政学的观点”（以下为发言内容的整理，文字未经讲演者审定）

从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学者写的一些报告中，都可以读到很多关于如何理清政府与市场界限的一些著作。而李俊生教授提出的“新市场财政学”观点则超出了这个传统的思想范式，提出了政府是市场中的参与者这一新观点。对此，我会就政府的职能给予我的评论，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当我们接受盎格鲁-撒克逊观点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什么？第二点是中国有没有特殊到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新市场财政学”的观点。

传统财政学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需要新的理论突破

传统的财政学确实是立足于经济学，同时受限于经济学范畴内。在美国的大学中，财政学课程的第一课也是由“市场失灵”开篇的：为什么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需要政府来干预？是因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公共物品的供给（例如国防）；第二，外部性问题（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第三，当人们自身无法负担一些有益商品或服务（例如教育）的时候；第四，垄断； 第五，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是很公平的时候，政府也会介入收入分配的问题）。 以上都是政府介入非常好的理由，通常我们会说遇到上述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些常用的介入手段，包括对负的外部性征税，对正的外部性进行补贴，包括公共设施（水电煤之类）的建设等等。

这就会导致第二个问题，政府自己其实是会失败的，政府的介入不一定就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政府首先它的驱动力来自于政治力量；第二，政府自己可能是没有效率的。第三，政府可能会有其他目的，即资源配置可能并不是其介入市场的基本目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识别出市场的失效，也能够想到政府的失灵，一个新的理论需要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处理或者找到一个替代性的路径。

西方财政理论及工具不足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

当我们使用西方模型的时候，这个市场失灵是注定的，因为政府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就已经进行干预了，在这之前本身已经扭曲了资源配置。如果说一个经济学家或者财政学家用西方的标准政策或理论工具去分析中国的情况，可以识别出按照西方标准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庞大的国有企业；社会保障，把它指定到地方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不完备的土地市场。这些都是按照西方标准列举出来的问题，本身就是政府干预过程中大大扭曲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其次是西方的财政政策工具，将其运用到中国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它是比较低效的，或者说要改革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很多的财政问题都挂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包括税收划分，支出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建设等等。因此对财政工具做任何小的改动，需要对整体做一个大的动作。所以，很多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描述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在一开始可能就在使用一个错误的概念。